汉代合浦郡与海上丝绸之路
梁旭达  邓兰

    至迟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中国的汉王朝于北方开辟了一条通往西域的陆上商贸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而在南方，则开辟了一条通往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商贸通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海上丝绸之路始端的中国大陆的南端，当时的港口有徐闻、合浦、番禺等，其中合浦港曾一度是最为繁荣的港口。汉代合浦港的崛起，除了得益于港口本身的优越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外，还与合浦郡、县的设置和合浦郡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关于汉代合浦郡与海上丝绸之路这段历史，专家学者有过不少论述，但还有一些问题尚须深入研究。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的资料和有关的文献记载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识者。 
    一  合浦郡的远古文化 
    汉代合浦郡南临北部湾海域，漫长的海岸线西端延至今越南，东端到达广东的雷洲半岛，现广西境内的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以及浦北、灵山、玉林、北流、容县、博白、陆川等市县都是它的辖区。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河流纵横，海域辽阔，非常适合人类生息繁衍。汉代合浦郡的历史文化是从过去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有必要先叙述这里的远古文化(本文只涉及今广西境内，今越南、广东等地从略)。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灵山县一带已有古人类活动。①他们主要栖息在天然洞里，使用较粗笨的打制石器，过着采集、渔猎的经济生活。 
    距今约一万年前，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据调查，在灵山、合浦、容县、钦州、浦北、防城等地已发现2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根据遗址的文化内涵，可划分为早晚二个阶级：东兴沿海的一些贝丘遗址属早期遗址，主要特征是具有旧石器时代风格的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共存，打制石器占的比例较大，磨制石器的技术还不发达。陶器主要系夹砂红褐陶和灰陶，以绳纹为主，火候较低。磨制石器计有斧、锛、凿、磨盘、杵等，打制的石器有蚝砺琢、砍砸器、手斧状石器、石网坠等。还出土了许多动物骨骼和软体动物介壳。②钦州那丽独料遗址属晚期遗址，出土的石器大部分经磨制加工，器型有斧、锛、凿、铲、锄、犁、镰、镞、刀、矛、磨盘、杵、磨棒和锤等。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纹饰有绳纹、篮纹、曲折纹和部分交错绳纹组成的商纹，也有少量划纹。相当数量的石斧、石锛、石犁石锄、铲、刀和镰，适合于耕耘播种及收割；石磨棒、石磨盘和石杵应为谷物加工工具。③上述情况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已逐步发展起来。 
    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后，即进入青铜时代。印纹硬陶是这一时期别具特色的文化遗物，在今钦州、合浦、浦北、北流、容县等地都有发现。这种陶器的火候、硬度、质地及纹饰，都不同于新石器时代的夹砂绳纹粗陶，通常被认为是与青铜文化共存，年代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印纹硬陶的纹样很多，计有篮纹、回纹、米字纹、雷纹、羽状纹、回字羽状纹、编织纹、菱形纹等。④据广东考古人员20世纪50～60年代的调查，在合浦清水江西岸遗址中，发现有一块青铜器残片。另外，在浦北、容县等地发现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意铜羊角纽钟。贵县罗泊湾西汉初期墓和西林普驮西汉前期墓仍有这类铜钟作随葬。浦北官垌大岭脚出土的羊角钮钟下部都有一周菱形雷纹；容县六王龙井坳出土的则略显修长，面部饰“S”形云纹，下端饰密集的弦纹。从其纹饰看，应是战国时代遗物。⑤ 
    二  合浦郡的设立 
    秦时，汉合浦郡属象郡辖地。秦末，当时戍守岭南的秦尉赵佗趁机割据，自立为“南越武王”⑥，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其时，汉合浦郡地仍属南越国管辖。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汉武帝以南越丞相吕嘉杀汉使、反叛为理由，出兵平定南越国，在原三郡地的基础上，分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朱崖九郡，并置交趾刺史部，总领各郡。合浦郡下辖五县，即徐闻(今广东海康县)、高凉(今广东茂名、电白一带)、合浦(今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玉林市等)、临允(今广东新兴县)、朱卢(今海南琼山县境)⑦。合浦郡自汉至隋，其建置一直比较稳定，其间有少许变更。唐代以后，郡废。 
    关于汉代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地，最流行的说法见阮元《广东通志•郡县沿革表二》：合浦郡下记作元鼎六年置，治徐闻县，后汉徙合浦县。《大清一统志》卷450云：“合浦故城在今廉州府合浦东北”，即今浦北县旧州。不少学者多沿袭此说。如《北海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9月版)转引《大清一统志》的说法，认为“东汉初，合浦郡治由徐闻移治合浦”。而雷坚女士编著的《广西建置沿革考录》则持不同看法，她根据年代较早的史料记载认为：汉武帝平南越所置的合浦郡郡治就在今合浦，徐闻县在西汉不曾为合浦郡治，没有徙郡之可能。⑧据郦道元《水经注》郁水条下载，郁水又东迳高要县，牢水注之，牢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投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所置也。杜祜《通典》廉州下载：秦象郡地，汉置合浦郡，后汉同；雷州下载：秦象郡地，二汉以后并属合浦郡地。唐雷州位于今雷州半岛，徐闻县属之。从《通典》的记载看，徐闻县在西汉不曾为合浦郡治。王象之《舆地纪胜》的廉州条下则云汉平南越置合浦郡，今州即合浦郡治也；在合浦县下又载，倚郭，本治合浦郡。《太平寰宇记》、《二十五史补编•汉书地理补注》所载均与上同。以上诸书为我国历史地理名著，特别是《水经注》，为我国六世纪以前最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学术价值很高，不容忽视。笔者赞同雷坚女士之说法。 
    从考古资料看，合浦郡治一直设于廉州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把合浦廉州、浦北旧州、徐闻三地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以合浦廉州的汉代墓葬最多，且西汉、东汉墓都有。而浦北、徐闻等地则较少。合浦汉墓位于廉州附近东南、东北部的丘陵上，分布范围南北长13公里，东西宽6公里，地面可见封土的墓葬达1000多座，如考虑那些封土早已湮没而地下墓室尚存的墓葬，其总数估计约有5000座。数目如此之大的墓群，说明该区域应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般而言，墓葬区通常应在城区周围，不可能设想郡治在浦北而墓葬区却在相距数十公里以外的廉州。据调查，浦北也发现过汉墓，不过数量极少，且是东汉墓。浦北发现较多的古墓葬是南朝墓，这说明浦北在南朝以后才发展成为一个较繁荣的区域。浦北没有发现汉城遗址和其它汉代遗址，其所发现的城址只有越州故城和旧州唐城，大量的南朝墓葬则散布于越州故城址周围。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在廉州电影公司附近打井时，在地下深1～2米处挖出汉代绳纹瓦片，此瓦片又与1993年廉州镇草鞋村所发现的汉代窑址出土的瓦片相似。汉草鞋村窑址距今廉州镇不远，窑址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调查时发现窑口达10座之多，估计当时的窑口数量应更多。⑨另外，从地理位置而言，也是在廉州为郡治更为合适。 
    三  合浦港的形成 
    合浦港在汉代已成为官方商贸的正式港口，然由于岁月久远，当年的港口早已湮没地下，难寻踪迹。汉代合浦港口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关注。有人认为“合浦古港在今北海市东北约12公里的合浦县乾体乡、南流江出海口的‘三汊港’，从江口进入数公里一段，江阔水深，俗称‘西洋江’⑩”。亦有人认为，“古港位置大约在南流江出海口附近的旧州、廉州至党江一带”，⑾汉代合浦港口具体位置究竟在何处?为此，广西文物工作队和北海市文管所曾联合考察了北海市沿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存，笔者曾随调查小组先后勘查了北海市沿海岸线的大观港、乾体港、南澫港、白龙港、永安港、沙田港等，还察看了党江一带和廉州镇一带的地理环境。通过实地调查而有了新的看法。我们认为汉代合浦港的出海港口应在今廉州镇西南附近，但也不可能远至“西洋江”一带。其理由如下：(1)今廉州城附近有大量的汉墓和烧制汉代建筑用瓦的窑址，故廉州应为汉合浦郡治，如当时海岸线在廉州附近，出海港口选在郡治附近更适合官方管理和货物的集散，没有必要舍近求远。更何况西洋江一带无汉代文物遗存，“西洋”一词或许与海外贸易有关，但据专家认为“西洋”一词的流传是唐代以后的事。⑿即使西洋江一带成为合浦港的出海口，也应是唐代以后。(2)在廉州城西南处有明海角亭，此亭始建于宋。当年苏东坡在廉州城附近“万里瞻天”和听到海涛声，可知宋代之海岸线已在今合浦城区附近。汉代的海岸线非今日之海岸线，今天的乾体港的出海口距今合浦县县城达10公里。曾为海外贸易的良港也早在明清时期让位于冠头岭之南澫港了。 
    汉合浦港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不仅具备了水深、避风、便于船舶停靠的有利条件，而且还有以南流江水系构成的货运通道。当时中原内地、云贵高原的货物，主要有三条通道进入合浦郡境内： 
    (1)湘漓水道。自秦始皇开凿灵渠后，此道便成为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要道。沿长江水系由湘江过灵渠进入漓江，途经桂林、昭平、梧州，再由梧州逆浔江而上，经北流河到达玉林平原地区，过桂门关后，沿南流江到达合浦港口。 
    (2)红水河水道。红水河古称牂牁江，上源有南、北盘江。两江相汇后，经天峨、来宾到达郁江，溯郁江而上至贵港，又陆行进入玉林，再沿南流江到达合浦港口。云南、贵州乃至四川的货物当时均可经此道输出海外。 
    (3)左、右江水道。右江水道源自驮娘江和云南东面的西洋江，两江相汇后经百色、田阳、田东，于南宁地区与左江相汇；左江上源由流经越南北面的红河、黑水河构成，两河汇合后经龙州、崇左、扶绥到达邕江。自邕江顺流至横县后上岸陆行至灵山一带，再从武利江经南流江到达合浦港。 
    合浦港在汉代能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与当时合浦郡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合浦发掘了数百座汉代墓葬，从墓葬出土的大量随葬品，是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料。 
    从原始社会起，经秦之开拓与南越王赵佗之经营，到汉武帝的治理，合浦郡的农业生产已有了长足的进步。首先表现为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合浦汉墓出土的铁制工具有刀、削、剪、锄、插、凿等。⒀铁农具的使用，有利于大量开垦荒地，深耕细作，兴修水利，是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秦汉时期，牛马耕在中原地区已很盛行，约在西汉中期，牛耕技术已传入岭南。东汉建武年间，任延任九真太守，教民耕稼，也应包括牛耕技术的推广。西汉时期，岭南地区已普遍种植稻、薏、粟、黍、菽、豆、芋等粮食作物，水果种植的品种有龙眼、荔枝等。合浦汉墓出土有稻谷、荔枝、杨梅等植物种实，就是证明。家畜饲养有鸡、鸭、鹅、猪、牛、马、羊等。北海盘子岭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陶屋，干栏式结构，下设畜圈以圈养牲畜兼积粪便，以作肥田。⒁ 
    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合浦汉墓出土的手工业制品种类繁多，仅从质地而言就有金、银、铜、铁、陶、漆、玉石、琉璃等。有些器物十分精美，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制作水平。虽然这些物品有从外地输入之可能，但合浦郡有铜器制造业和制陶业则可以肯定，如在今北流县民安乡圭江西岸曾发现一处汉代冶铜遗址，1977年间，广西文物队进行试掘，发现了炼炉、风管、炉渣、铜锭、铜矿石等物；⒂又在今合浦廉州镇草鞋村西门江东岸山坡上，发现了一处烧制汉绳纹板瓦、筒瓦的窑址，面积约达一万平方米，至少有10多座马蹄形土洞窑，可见窑场规模颇大。⒃ 
    此外，合浦郡海岸线漫长，当地居民应有以渔业、采珠等职业为生。捕渔捞蚌以作食物始自原始时代，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动物骨骼、软体动物介壳是当时人类渔猎生活的证据，直到近现代，仍有专门以从事海上捕渔为主的水上人家。海上采珠活动应在先秦时期就有，到了汉代，由于中原朝廷官吏的喜好，合浦郡的采珠业已相当发达。采珠有相对固定的海域，故《汉书•地理志》载：“廉州合浦县有珠母海，郡人采珠之所”。 
    四  合浦港与海外贸易 
    在汉代以前，当地土著民族应有过小规模的、短程的海上贸易活动。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才使汉代官方的商船大规模的、远程的海外贸易成为可能。据《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史籍中关于中国官方商船从中国南部港口至东南亚各国进行商贸活动和海上航路的最早记载，也是最重要的史料。 
    从记载看，日南障塞、徐闻、合浦都是中国南方海外贸易的始发港，为什么不指定从哪一个地点出发而三个地点并列呢?因为中国官方商船出船当不止一次，有时从合浦郡徐闻港出发，有时从合浦郡合浦港出发。行程所至，依次为都元国(今越南南圻一带)全程1060海浬；到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全程840海浬；到谌离国(暹罗古都佛统)，全程100余海浬；由谌离舍舟登陆，横越中南半岛，前行10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地区)，全程300公里，到黄支国(今印度东岸建志补罗)，全程1728海浬；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使至此而返。⒄ 
    中国官方商船的成员一部分是皇帝的亲信，专门为皇帝搜集奇珍异物的“黄门”官吏，一部分是具有冒险精神企望海外经商获取丰厚利润的“应募”商人。商船出海，时间较久，或遇风浪，或遇劫掠，均有生命之忧，可见航程之艰辛。但商船所到之处，颇受各国欢迎和友好接待，商贸的货物也有“蛮夷贾船转送致之”。 
    海外贸易的主要工具是船舶，汉代合浦港的航海船舶应是在岭南地区制造的，但也不排除在合浦郡地自造的可能。岭南地区制造船舶的历史可上溯远古，由于岭南地区水系发达，故船只成了交通和生产活动的重要工具。正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说：“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短袂攘卷，以便刺舟。”最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除木排、竹筏外，就是独木舟。《周易•系辞》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意思是把树木剖开，中间挖空制成独木船，把木头削成划舟之桨。到了汉代，岭南地区的造船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秦平南越时，派秦尉任嚣、赵佗“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⒅；汉平南越国时，汉武帝“治楼船，高十余丈”⒆；又武帝伐南越时，越之降将郑严被封为“戈船将军”⒇。可见他本系南越国的水军将领，岭南亦应有“戈船”。楼船是一种二层以上的大型船只，戈船也是一种既可用于日常交通运输，又可用于军事行动的一种船只，据《史记集解》引张晏语曰：“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下、因以为名也。”当时岭南地区应能制造“戈船”。 
    从有关的考古资料，也能了解当时船舶制造的情况。在广州西汉早期墓M1048中，出土过一只独木舟模型，但已残腐，只存船底及旁板。(21)1976年广州化州鉴江堤附近，在同一地点发现东汉独木舟六只。独木舟是用巨木剖开，将中间挖空而成。舟形如梭，两端窄，中间宽，首、尾微上翘。其中的2号舟全长约5米。(22)这种形制简单的传统产品，应是民间的日常生活用船。 
    1953年广州东郊龙生罔汉墓，出土木船模型一件，结构虽散乱残破，但尚能辩识。此船甲板上建有重楼，船板都有彩绘，部分木板缕空雕刻。有桨十支，橹一支。可能是官方或富商豪强所用的楼船。(24) 
    1954年广州东郊一座东汉墓，出土陶船模型一件，船作长条形，底平、首尾窄，中间宽。船分前、中、后三舱，后舱为舵楼，舱上盖不同形式的蓬顶。船前有锚，船后有舵，两舷为司篙的走道，船首每舷各置三个桨架，船上的六个陶俑应是像征划手。据研究，这是一只供内河航行的中型客货船。 
    从以上的船舶模型，可反映出当时船舶的制造、航驶水平。除了篙之外，浆和橹都是常用的推进工具，一只船设6～10支或更多的木桨，是为了增加航速的需要。橹最初安装在船旁，《释名》曰：“在旁日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船行也。”随着船舶的发展，橹的位置也由在船旁演变到放置在船尾。广州龙生岗汉墓出土木船模型有橹，说明橹在汉代已是船舶的重要推进工具。橹的推进效率较高，从桨的间歇划水变成连续划水，推动船只前进宛若鱼摆尾一样’故有“一橹三桨”的说法。舵的使用是造船和航海技术的重大成就，中国海外贸易的商船设有舵应是毫无疑问的，而欧州直到十二世纪、十三世纪才开始应用。要进行海上远航，光靠人力推动船行走是十分困难的，虽然至今尚未发现汉代风帆的遣迹，但据东汉刘熙所说：“帆，泛也。随风张幔日帆。使舟疾，泛泛然也(25)。”那么，汉代船舶使用风帆作动力应是可能肯定的。 
    1974年在广州市区发现了一处大规模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根据对船台结构的研究，估计能够建造重量达数十吨的大型木船。(26)该造船工场不仅为岭南地区的内河航运交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海外通商贸易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汉代岭南的造船工场当不止一处，据《南越丛录》载，“绥安废县在郡之东，东连泉州，北连山，数千里日月蔽藏，昔越王建德伐木为舟之处也。”绥安，今福建、漳浦县地。晋《交州记》记载，合浦距海四十里有潮，阴雨时采樵百姓，见水上露出铜船。合浦是当时海外贸易的始发港，应当有自己的造船工场。 
    海外航道开通的主要动力取决于商贸交易。在汉武帝平南越国以前，民间的海外贸易早已有之，汉桓宽《盐铁论》称，中国运蜀郡的货物到南海交换珠玑、犀、象等珍物。官营的海外贸易始自汉武帝平南越国以后。当时中国商船携带的货物，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黄金”、“杂缯”是主要的两类。 
    自海外输入的货物主要以玻璃制品、水晶、玛瑙、犀角、象牙和各种香料为大宗。合浦、贵港、广州等地的汉墓就出土过不少水晶、玛瑙的装饰品和制作精美且风格独特的玻璃制品，其中不少是海外输入品。玻璃，古称琉璃、璧琉璃，《广志》说：“琉璃出黄支，斯调，大秦，日(扶)南诸国。”除大秦外，其它都是东南亚国家。玻璃制品是中国汉朝官吏、富豪所喜欢的物品，虽然当时中国亦能制造玻璃，但质量较差，故仍须从海外大量输入。据专家研究，中国古代自己制造的玻璃因铅、钡两种元素含量高而称为“铅钡玻璃”，有别于海外的“钠钙玻璃”和含钾量较高的“钾玻璃”。广西出土的玻璃制品有16件经过测定，仅有四件属中国土产的“铅钡玻璃”，其余均为“钾玻璃”。特别是贵港汉墓出的玻璃杯和玻璃托盏，其化学成分属钾玻璃系统，造型、风格也与岭南地区汉墓的铜、陶器迥异，但却与韩国古墓出土的西亚风格玻璃器皿相同。因此，应属海外输入。(27) 
    香料的产地多在海外，且品质优良，颇受当时中国人喜欢。《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都说“番禺亦一都会”，有“珠、玑、犀角、象牙、玳瑁、果布之凑”。“果布”，韦昭从字面简单理解为“果”是荔枝、龙眼，“布”是葛布之类的纺织物。据专家研究，所谓果布应是马来语龙脑香kapar barus[果布婆律]的音译。这种香料盛产于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28)合浦、贵港、广州等地的汉墓出土有各种质地的熏炉，它们是用于燃烧香料之器。有人认为，汉初以后，燃熏香料的习惯是从南向北传播，故岭南出土的盖豆式熏炉的年代早于中原博山式熏炉，这亦说明香料由海外输入的线路是先南方后中原。(29) 
    当中国的商业使团跨洋渡海到东南亚进行贸易的时候，东南亚的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贸易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货易货的自由商贸方式；另一种是以“贡献”的方式，即是外国使团将土特产“贡献”给汉朝皇帝，汉朝政府则盛情款待，“厚遗”外国使团。所谓“厚遗”，就是将黄金、丝织物赏赐给他们，使他们获厚利而归。这样，就大大刺激了外国商人抵中国贸易的兴趣。 
    五  结  语 
    如前所述，自汉武帝平南越设置合浦郡县以后，合浦郡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合浦郡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合浦港的商贸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合浦港的商贸发展又极大地促进合浦郡的经济繁荣，两者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岁月流逝，沧海桑田，昔日的古合浦港口由于南流江入海泥沙的淤积，不仅远离现合浦县城达10公里，而且港口变浅，船舶进出困难，已为新兴的北海市其它港阔水深的港口所替代。曾经管辖过北海的合浦，今天已成为北海市所管辖的县，其原因与港口的变迁不无关系。 
    汉代合浦郡和合浦港是当时国内物资集散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它对发展中西交通和贸易，起着重要枢纽作用。汉朝政府开拓的这条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最初是因输出丝织品而得名，其后，中国的瓷器、茶叶也通过此道大量涌入世界市场。从汉代至清代长达两千年岁月中，各国人民一直利用这条海上通道经商、交往、旅行相互进行文化、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互惠互利的，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反之，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以及价值观念也会对西方国家与人民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 
    ①顾玉珉等：《广东灵山洞穴调查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6卷，第2期。 
    ②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2年12期。 
    ③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钦洲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1期。 
    ④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几何印纹陶的分布概况》、《文物集刊》，1981年3期。 
    ⑤蒋廷瑜等：《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重建三十周年论文选集》，1986年8月。 
    ⑥《史记•南越尉佗列传》。 
    ⑦《汉书•地理志》。 
    ⑧雷坚编著：《广西建置沿革考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⑨广西合浦县馆藏资料。 
    ⑩黄家蕃等：《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合浦的形成条件》，《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海洋出版社，1995年5月。 
    ⑾李志俭：《四大古港之一的“廉州港”》，《北海日报》，1999年6月。 
    ⑿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11月版。 
    ⒀《广西合浦西汉木柱榔墓》，《考古》，1972年5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广西合浦县凸鬼岭清理二座汉墓》，《考古》，1986年4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11期。 
    ⒁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11期。 
    ⒂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流铜石岭汉代冶铜遗址的试掘》，《考古》，1985年5期。 
    ⒃根据合浦县博物馆馆藏资料，本人亦经过实地勘查。 
    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南海交通”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⒅《史记•主父偃列传》。 
    ⒆《汉书•食货志》。 
    ⒇《百越先贤志》。 
    (21)《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81年。 
    (22)《广东省化州县石宁村发现六艘东汉独木舟》，《文物》，1979年12期。 
    (23)《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24)《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6期；《秦汉时期的船舶》，《文物》1977年4期。 
    (25)《释名》卷八。《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四章第四节，文物出版社1984年。 
    (26)《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四章第四节，文物出版社1984年。 
    (27)见《丝路文化•海上卷》书中的照片，刘迎胜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28)韩槐淮：《龙脑香考》，《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一辑。 
    (29)《丝路文化•海上卷》，刘迎胜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11月版。 

(原载《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三期，作者梁旭达系广西文物工作队副研究馆员，邓兰系北海市文管所所长、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