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中国历代对外开放的港口
包驰林  罗活兴  唐岗

    北海市(古属合浦郡)，地处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三面环海，一面连大陆，总面积3337平方公里，人口148万。这里地理优越、资源丰富、交通便捷、风光秀丽、气候宜人。自秦汉至今，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港口。北海，这个似不起眼的地方，为什么历代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港口，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就北海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段对北海的对外开放作一些探讨。 
    第一次对外大开放： 
    北海(合浦)，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秦始皇在征灭六国后，自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起，发动了“秦戌五岭”对百越族的军事征服活动，遇到了当地越人的顽强抵抗，由于交通不畅，粮草供应不上，进军很不顺利。秦始皇命令“以卒凿渠以通粮道”，开通了历史上著名的人工运河灵渠。灵渠开通后，秦军得到了粮食和兵力的补给，经过数年的艰苦征战，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北海(合浦)属象郡所辖。由于灵渠的开通，连通了湘江、桂江，使北海(合浦)可以上朔南流江、北流河与这些水系贯连，真正成合总江口，成为江河汇合之地，为北海(合浦)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可能。 
    继秦朝后的汉朝，是经济文化军事强国，其主动开辟两条对外贸易路线：在北方开辟陆上丝绸之路，在南方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既促进自身的发展，又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政府平定南越国，设置九郡，并设置交趾刺史部总领各郡，合浦郡为九郡之一，其下辖五县，即徐闻(今广东海康县)、高凉(今广东茂名、电白一带)、合浦(今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玉林市等)、临允(今广东新兴县)、朱卢(今海南琼山县境)①。据有关专家考证，西汉时期合浦郡治即在合浦县，合浦县已经成为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史籍中关于中国官方商船从中国南部港口至东南亚各国进行商贸活动和海上航路的最早记载，也是北海(合浦)第一次对外大开放，合浦是有史可查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北海(合浦)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城市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考证，当时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主要有：印度尼西亚(都元国)、缅甸(邑卢没国、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印度(黄支国)，新加坡(皮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已程不国)、罗马帝国(大秦)等国家和地区，如在印度尼西亚的东苏门答腊帕塞马高原巨石文化遗迹中，发现了西汉的雕像和浮雕，此外，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的一些古墓，除了五铢钱外，还有中国汉代的陶鼎(底部有西汉元帝初元同年的纪年铭文)、陶魁等，③在北海合浦凸鬼岭汉墓④和望牛岭汉墓⑤就分别出土了两件陶鼎和两件铜魁，说明汉代北海(合浦)与印度尼西亚关系密切。而在合浦汉墓中出土的陶器、玛瑙、琥珀、水晶、玉器和黄金等1000多件文物，其中玛瑙、水晶、琥珀等饰物，经专家考证，就是由海外传入。 
    北海(合浦)成为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地理位置优越。北海(合浦)地区是汉王朝国土最靠南部的地区之一，汉合浦港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不仅具备了水深、避风、便于船舶停靠的有利条件，而且还有以南流江水系构成的货运通道。当时中原内地、云贵高原的货物，主要有三条通道进入合浦郡境内：  (1)湘漓水道。自秦始皇开凿灵渠后，此道便成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要道。沿长江水系由湘江过灵渠进入漓江，途经桂林、昭平、梧州，再由梧州逆浔江而上，经北流河到达玉林平原地区，过桂门关后，沿南流江到达合浦港口。(2)红水河水道。红水河古称牂牁江，上源有南、北盘江。两江相汇后，经开峨、来宾到达郁江，溯郁江而上至贵港，又陆行进入玉林，再沿南流江到达合浦港口。云南、贵州乃至四川的货物当时均可经此道输出海外。(3)左、右江水道。右江水道源自驮娘江和云南东面的西洋江，两江相汇后经百色、田阳、田东，于南宁地区与左江相汇；左江上源由流经越南北面的红河、黑水河构成，两河汇合后经龙州、崇左、扶绥到达邕江。自邕江顺流至横县后上岸陆行至灵山一带，再从武利江经南流江到达合浦港。汉代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还相对较低，当时既没有指南针，而且船只的抗风浪能力较差，续航能力也有限，为了减少风险和避免迷失方向，只能采取沿海岸航行的办法，并且尽可能走最便捷的航线。因此，汉王朝前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等地的贸易船只，从国土最靠南部的北海(合浦)沿岸等地区出发，是最便捷的。所以，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北海(合浦)成为汉代最早开展远洋贸易地区的重要原因。 
    二是北海(合浦)及环北部湾沿岸民族与中原民族和东南亚民族关系密切。先秦时期，中国大陆南方沿海的百越等族不断从海上南迁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⑥东南亚一些民族具有干栏式建筑、铜鼓、铜锣、文身、猎首、食人肉等文化特质，⑦也可以在古代环北部湾沿岸及其附近地区的越族中找到。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也认为“现代的华南，尤其是东南区的人民还有几点体质特征和马来族相类似，历史上记载的东南区古越族也有些风俗和语言与马来族相联系，再加以两方发现的有史以前的古物也很想像，这几点都能证明这二种民族之间应是有关系的”⑧由于东南亚某些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和北海(合浦)的古代越族有渊源关系，加上“越人便于舟”，当地越族就可以“以舟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经常航行到东南亚地区了，这就为汉开辟以北海(合浦)沿岸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打下了基础。 
    三是文化的发展为北海(合浦)对外开放提供了条件。公元前233年，秦始皇为了开发疆土“乃使蔚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⑨“南征百越诸君”⑩统一岭南后，把原来南下的50万大军留在岭南“适戍以备之”，还征调15000名“妻无夫家者”，“以为士卒衣补”。此外还强迫大量劳动人民南下，与“百越杂处”，这样不但充实了边疆，巩固了国防，而且还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到了汉代则有更多的人南迁到北海(合浦)，西汉初年，北海(合浦)属南越国范围，南越国首级赵佗建立南越国后，采取“和集百越”⑾政策，即采取了让越人参加管理，尊重越人习俗，鼓励与越人通婚等手段，促进了汉越文化的融合，增进了汉越民族间的了解，并使汉越民族的隔阂有所消除。东汉一些人随军南征，留家合浦；一些人被流放到合浦；⑿还有一些人因避战乱也迁到合浦。南迁的贵族官僚由于文化水平高，对于开发北海(合浦)当地文风，促进文化融合起了很大的作用。南迁的汉族平民百姓，有熟练的劳动技能，如耕田、烧制瓷器、冶炼铜铁等，这些技术在这里传播和使用，大大地促进了北海(合浦)文化的发展，为北海(合浦)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条件。 
    北海(合浦)通往中原和我国西南地区的两条贸易路线的开辟，加强了边疆地区和祖国内地的联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贸易路线所过之处和环北部湾沿岸经济之间的发展。从北海(合浦)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输到南亚、中亚各国的产品主要是“黄金”和“杂缯”两大类。缯，即为丝织品的总称，也就是除了棉制品以外的蚕丝和亚热带各种植物纤维制品，而丝布(苎麻、菠萝麻)是合浦的土特产，玉林所产的“郁林葛”、四川所产的“蜀锦”等全国各地的丝织物通过水路汇集合浦外运。不仅中原商人到合浦经商，而且我国西北地区的商人也来此经商贸易。如合浦堂排西汉墓出土的陶俑，竖眉、小眼、络腮胡，与我国西北地区古代的“胡人”相似。⒀由此推测汉代时候胡人可能也到北海(合浦)沿岸进行贸易了。 
    以环北部湾沿岸北海(合浦)、徐闻等地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最早由政府组织的远洋贸易航线，也是西汉王朝主动开辟的对外开放、发展友好往来的友谊之路。这条路没有奴隶买卖、鸦片贸易、殖民统治和炮舰开路式的血腥和讹诈，而只有与所到达各国的友好交往、公平交易。西汉船队“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⒁，深受到达国的热烈欢迎和款待，并且受到当地王公贵族派出的船只的友好护送。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使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罗马文明第一次实现了沟通和交流，既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又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对外大开放： 
    北海，中国近代西部唯一的对外开放城市 
    北海(合浦)在汉代第一次对外开放后，取得了辉煌的对外贸易成果，但由于后来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清朝统治者把自己同世界隔离开来，实行“禁海”(即反对海外来的一切东西和消息)的政策，使得北海(合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外贸易的数量、范围均十分有限，对外经济发展十分不利。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光绪二年(1S76年)，英国借口所谓的“马嘉理事件”，用武力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第三款第一条规定：“所有现在通商各口岸，按前定各条约，有不应抽收洋货厘金之界，兹由威大臣议请本国，准以各口租界作为免收洋货厘金之处，俾免漫无限制；随由中国议准在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作为领事馆驻扎所。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西南地区城镇众多，英国殖民主义者之所以选择北海作为通商口岸，首先是看中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它作为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省重要的商贸中心和港口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正如近人刘锦藻在《清续文献通考》中所说的：“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开合浦县之北海港为商埠。臣谨案：廉州府南滨巨海、北毗桂邕，为二省之藩篱，扼五省之门户。广西无海口，近邻廉郡殊便委输。自北海开埠后，滇、黔、桂三省货物咸出入于此”。因此，《烟台条约》签订之后，英国就迫不及待地在这里设立海关、领事馆和洋行等。1877年2月1913，英国在北海设立海关“厘金厂”，廉州设分厂，凡水陆货物出入过境，均征厘金税。总税务司赫德派英国人李华达为税务司，使海关大权操纵在英国人手中，成为用来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工具。3月18日，英国在北海设领事府，并代理奥、美两国商务。4月1日，北海正式开埠，成为中国西南地区近代史上第一个对外通商的海港。1886年，首任驻北海奥匈帝国领事阿林格到任。其后，德、葡、法、日、美等国相继在北海等地设立了领事府、洋行、教会、医院、学校等，北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当地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北海开埠以后的一段时间，对外贸易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很快的发展。1879年北海进口贸易总值为33万海关两，到1888年上升到258万海关两，增长了6.8倍。其对外贸易，由于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限制，一直处于入超的地位。如1890—1891年，北海洋货价值为293万两，出口土货价值仅为122万两，贸易额相差171万两.⒂以北海为缺口，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大肆向北海、钦县、廉州等地倾销布匹、棉纱、煤油、火柴、五金、百货、药品等，以赚取高额的利润。据不完全统计，从1891年到1899年，外商在北海推销了价值2940万两白银的洋货，其中布180万匹，棉纱75万担。⒃棉布除了在当地销售外，还销往广西内地和云南、贵州等地，北海对外贸易的发展，促使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商人的相继在北海开设洋行，以操纵北海的经济。洋行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的大商行、大公司的统称。它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产物和肆行经济掠夺的据点，在北海的洋行主要有英国的怡和洋行、德国的森宝洋行和法国的孖地洋行等。其中怡和洋行的英文直译名称是“查顿和马地臣公司”，就是当初开设这家洋行的威廉•查顿和詹姆士•马地臣这两个鸦片贩子以自己的姓来命名的。怡和洋行的查顿和马地臣一伙，是以私贩鸦片起家的，是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参与者。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北海开设的这些洋行，垄断了当地的对外贸易，肆无忌惮地推销外国的工业品，搜括中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疯狂地进行掠夺。他们大多以兼营航运为羽翼，开展对外贸易。1889年前后，英、法、德、日、丹、俄等国商人先后开辟了北海至香港、海口、广州、汕头、上海、海防、新加坡、基隆等8条定期或不定期的轮船航线。⒄美、法、德、日、英、印度、新加坡、安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物输入北海，再从北海输往上海、香港或新加坡，也可从北海往北经小董、陆星、南宁等地输入中国西南腹地。北海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使其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北海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当地商业的繁荣和民族资本家的出现。其突出的表现，是商业店铺的大量出现。光绪十八年(1892)以后，北海已有广州商人经营的进出口商行40间，高州商人经营的商号8间，汕头商人经营的商号3间，贵州商人经营的土货店1间，阳江商人经营的皮货店1间，玉林、博白等地商人经营的鱼、盐栏有百户之多。上述各行商号的资金以广商比重最大，少则数千两，多则10万两不等。玉林、博白等商行资本多为三四万两。经营的商品多为洋杂百货、苏杭绸缎、南北京果、海昧、药材、山货，以至糖、油、酒、米等，服务业则有各种等级的旅业和茶楼、酒店等多间。至1908年，北海商号不下千家，北海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商业重镇。商业店铺和民族资本家的出现，既有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经济和分解自然经济等积极的作用，又有帮助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压抑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等消极的方面。 
    北海第二次对外开放是被动的对外开放，是在清政府丧失主权的情况下的不平等贸易和经济往来。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不但随意倾销商品，而且大肆掠夺大量的原料和廉价的商品打击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尤其是鸦片贸易和人口贸易，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但是第二次的对外开放，客观上也引起了北海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当地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缓慢发展。西方国家在北海兴办的医院、教堂、学校等，使人民群众得以接触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开阔了眼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第三次对外大开放： 
    北海，新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 
    第二次对外开放后，北海一度出现繁荣景象，但由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北海经济是殖民政策的畸型经济，只有商业贸易相对发达，而工农业仍然十分落后，至解放初，北海仍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非常落后的小城。解放后，北海虽有发展，但步履艰辛，成效不大，主要受到“三进三出”(即北海原属广东省，1950年划归广西，1955年又划归广东，1965年又划归广西，人们称之为“三进三出”)、“三上三下”  (即北海原为省辖市，1952年降为县级市，1958年降为人民公社称为镇，1964：年恢复县级市，1983年又恢复为地级市，人们称之为“三上三下”)、“三次战争”(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和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人们称之为“三次战争”)的影响，及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和我们决策上某些失误等等，严重影响制约了北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北海作为沿海城市的重要区位优势得不到发挥，丰富的资源得不到开发和利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北海重要的区位战略价值越来越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北海这座具有悠久开放历史的口岸城市，是我国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是环北部湾地区中城市基础较好的战略重镇，其区位优势越来越突现出来。进入80年代中期，中国加快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和“老少边山穷”地区脱贫步伐的战略任务日益紧迫；同时，面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势，加快环北部湾地区的开放开发，赢得发展竞争的主动权，已成为必然趋势。此外，中越关系的逐步正常化，也为环北部湾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谋划全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加快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时候，北海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⒅1984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城市，明确了给予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1984年11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发建设北海市的规划报告的批复》(［84］国函字163号)，《批复》阐明了开放的重要意义，明确了北海的发展方向，指出“北海市(包括防城港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对于加速广西以至大西南的经济开发，增强民族团结，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央考虑到北海基础差、底子薄，给予了北海比其它沿海开放城市更特殊的政策支持，从而揭开了北海第三次对外开放的序幕。 
    北海自1984年起对外开放后，北海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全局性的重大突破，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一步对外开放前的1983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仅4.79亿元，财政收入仅0.46亿元。进一步对外开放后，经过15年的持续快速发展，1998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2.6亿元，比1983年增长5.72倍；工业总产值86.93亿元，增长12倍；农业总产值58亿元，增长3.17倍，财政收入9.70亿元，增长20.0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均居广西全区前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由1983年的52.5：26.6：20.9调整为1998年的 31.7：29.9：39.1.⒆现在的北海，海，陆、空交通便利，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已经成为一座令世人瞩目的港口城市，北海人民正在为把她建设成为美丽的现代化滨海城市而努力。 
    北海第三次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党中央、国务院扩大对外开放和建设西南出海大通道的战略决策在北海这块土地上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通过进一步开放北海，带动大西南的战略构想正在逐步实现。 
    江总书记曾寄语北海“后起之秀，前途无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就是对北海的发展优势和潜力的充分肯定，作为中国历代对外开放的港口北海，在新世纪之初，在中国即将加入WTO之际，将进一步强化开放意识，牢固树立“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观念，树立“改革开放，文明礼貌、办事认真、奋勇争先”的新形象，营造最佳投资环境，迎接国内外嘉宾的到来。 
    注： 
    ①②《汉书•地理志》 
    ③杨万秀：《中外历史的探索借鉴》第274页，广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合浦凸鬼岭清理两座汉墓》，见《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第431-第438页 
    ⑤《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见《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第411-421页 
    ⑥⑦刘芝田《菲律宾民族的渊源》 
    ⑧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1期 
    ⑨《淮南子•人间训》 
    ⑩《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⑾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第一卷P52页、25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⑿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75页 
    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挖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81年第4期 
    ⒁同① 
    ⒂李炳东：《广西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述》、《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61-66页 
    ⒃黄铮主编《广西对外开放港口历史•现状•前景》3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⒄《广西航运史》编审委员会：《广西航运史》，96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年版 
    ⒅⒆《广西改革开放•北海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原载《岭南文史》2002年增刊，作者：包驰林：北海市广播电视局党委书记、副教授；罗活兴：北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唐岗：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综合科副科长、高级政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