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资料看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 
傅举有
(湖南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员)

    合浦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西亚、欧洲、非洲距离最近的中国海港之一。自秦始皇开凿灵渠，联结湘、漓二水之后，中原和长江流域，就通过合浦港和西方交通，贸易往来，形成了古代中国和西方距离最短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在古代已很著名，《汉书?地理志》就已有了明确的记载。但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不是自汉代始，《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殷商时，西瓯(今广西)人，曾请以象齿、文犀、玳瑁、珠玑、翠羽等物“为献”，这些货物，都是中国所缺少的，是西瓯人通过合浦港，从海外贸易所得。可见，早在殷商时期，合浦港对海外的贸易就已经开始了，以合浦港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可能诞生了，只是到了汉代，才蓬勃兴起。现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形成和发展，作一个简要的论述。 
    一、秦汉合浦始发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兴起 
    1．秦灵渠的开通为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兴起提供了条件
古代中原以及长江流域，与广西之间有南岭阻隔，耸千仞之层峦，难以交通，故商贸往来很少。秦始皇为了统一岭南，开凿灵渠，沟通了广西与内地，所谓：“北会於湘，南会於漓。湘达洞庭江汉，漓通两广南海。”(明?孔镛：《重修灵渠记》)“北通京师，南入於海。”(宋?李师中：《重修灵渠记》)从此，内地广大地区，通过长江、湘水、灵渠、漓水到达合浦港，与海外国家进行频繁的商贸往来。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由此蓬勃兴起，海外一些国家纷纷经由此路，向中国贡献。《后汉书》对此有许多的记载。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 
    元始二年(公元2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 
    元和元年(公元84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 
    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 
    熹平二年(公元173年)，“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日南徼外国复来贡献。” 
    《后汉书?郑弘传》又记载： 
    郑弘“建初八年(公元83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址7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汎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於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在职2年，所息省3亿万计。”原注：“东冶，县，属会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汉武帝名为东冶，后改为东侯官，今泉州闽县。”这条记载是说东汉初，灵渠失修，零陵、桂阳峤道不通，交址7郡和海外商贸，均改绕远道福建泉州港海运，路远费多，且限险。郑弘修好灵渠，重开零陵、桂阳峤道，由合浦港登陆，走漓、湘水路，运至京城，为国家节省3亿万的运费。海外一些国家之商品，也由合浦港入境，源源不断地运输到全国各地和京城。所以明代方昇的《灵渠赋》云：“广西古百粤地，旧无河道，舟楫不通。秦时史禄始凿山导水，名日灵渠……南则达於两广，北则会於三湘。由是雕题文身之国，鴃舌螺髻之乡，毕献琛而奉贽，见重译而来王。羽毛鳞介，珠玑犀象，海错山珍，千形万象。皆得乘长风，破巨浪，登金门而进皇上也。”清?陈元龙《灵渠凿石开滩记》也说：“自秦臣史禄凿渠通粮，始分其流而会漓江，遂为南入於海。由是通舟楫，便商贾，利益於民，不可胜数。”清?张运昭《重修陡河记》也说：灵渠使“湘入楚，漓达越，通商运……灵渠一水，为楚粤咽喉，舳舻云接，今则帆樯相错，”一幅热闹繁荣景象。 
    2．考古资料证实汉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1)长沙马王堆汉墓。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遣册简二九二记载：“木文犀角、象齿一笥”。
与出土实物对照，就是放置在西边箱的339号竹笥上挂着“文犀角、象齿笥”的木牌，笥内装满了木文犀角和木象齿。其中： 
    木文犀角共13件。形作角状，根部涂朱色一周，并加划斜方格纹，其余部分遍涂黑色，划有条纹。大的7件，长27厘米左右，根部径7厘米左右，朱涂4～5厘米；中等的1件，长19厘米，根部径7厘米，朱涂宽4厘米；小的5件，长15厘米左右，根部径6厘米左右，朱涂宽3厘米左右。 
    木象牙共8件。素面无彩。大的6件，长38厘米左右，根部直径7厘米左右；小的2件，长25厘米，根部直径5厘米左右。 
    又，遣册简二九四记载：“土珠玑一缣囊”。 
    与墓中出土实物对照，置于西边箱的327号竹笥上挂着写有“珠玑笥”的木牌，笥内有一绢袋的泥丸。 
    上述木文犀角、木象齿、泥珠玑均系明器，表明墓主家拥有此种财富，只是因为它们太贵重了，只好做成明器随葬。 
    1974年，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了大量玳瑁制品。计有： 
    玳瑁卮：1件。高13.6厘米，口径8.4厘米。盖及腹璧用玳瑁。铜扣。．  
    玳瑁梳：1件。黑褐色，器表玳瑁纹路清晰。马蹄形。梳齿20根，很均匀。梳长8.4厘米，宽5.4厘米，厚0.45厘米。 
    玳瑁篦：1件。黑褐色，器表玳瑁自然纹路清楚。马蹄形。篦齿59根，细密均匀。篦长8.4厘米，宽5.4厘米。 
    玳瑁璧：大小2件。黑褐色。璧表有玳瑁的自然线纹。大件肉径16.6厘米，好径6.2厘米，厚0.05厘米；小件，肉径10.4厘米；好径4厘米，厚0.05厘米。 
    马王堆西汉墓墓主软侯家，有如此多的象牙、文犀角、玳瑁、珠玑，是从哪里来的呢？据《汉书》、《后汉书》记载，它们主要是外国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到中国来交换丝绸的，或者中国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用丝绸交换得来的。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的丝绸，其中1号墓出土了6大箱丝绸；3号墓出土的丝绸比1号墓更多，满装丝绸的箱子就有10个，其中2箱是丝绸衣服，8箱盛着成匹的丝绸。这些箱子上挂着箱内丝绸品种的木牌：“锦缯笥”、“绣缯笥”、“素缯笥”、“绀缯笥”、“帛缯笥”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丝绸出土？笔者认为汉代长沙国的首都临湘(今天的长沙市)，是一个向海外输出丝绸的集中地：通过长江，各地的丝绸都运到这里集中，再由临湘，通过湘江、灵渠、漓江到达合浦港出口。此外，广西贵港市罗泊湾西汉墓也随葬了大量丝绸，这是因为贵港市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丝绸运到合浦港之后，其海上的航行路线又是怎样的呢？《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可行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上述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已程不国，经考证，分别是现今的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地。这段记载，我国汉代往海外经商之船队，带着大量丝绸和黄金，以合浦作始发港，即《汉书》所载的“自合浦、徐闻南入海”，沿中南半岛，分别航行到东南亚各国，通过印度中转到欧洲进行贸易往来。他们不但用丝绸交换到犀角、象齿、珠玑、玳瑁等物，甚至贩买了生犀牛。同样的记载，还见于《后汉书?西域传》：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记载中的“大秦王安敦”，“近人已考定其为公元121年至180年在位之罗马王Marcus Aure1ius Antonius，安敦即Antonius之译音，今作安多尼。盖安敦之部将伽西乌斯(Avidius Cassius)，曾于公元162年至165年之间征安息，奠定小亚细亚一带。故当时在安息一带，罗马人必不在少数，此来华使节容或为商人所委托，而非罗马王所派遣，然其为罗马人即欧洲人，则读《后汉书》原书上下文，实无可疑。”(方豪：《中西交通史》)可见，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欧洲至合浦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是畅通无阻的。长沙马王堆2号墓的年代为西汉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1号汉墓为汉文帝晚期，即公元前164～168年左右，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形成，墓主西汉轶侯家大量的犀角、象齿、珠玑、玳瑁，就是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合浦港，再由合浦北上，通过漓江、灵渠、湘江到达长沙的。 
    马王堆1号汉墓的“文犀角”，根部涂有朱色一周，并划有斜方格纹，其余部分为黑色，划有线条纹，这就是《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传》记载大秦国出产的“骇鸡犀”。注引《抱朴子》曰：“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线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往啄米，至辄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罗马帝国出产的“骇鸡犀”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这是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明证。 
    (2)合浦、贵港市考古发掘。汉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兴起，必然给始发港合浦及其周围城市如北海市，还有始发港与中原内地交通必经之路的城市如贵港市等，带来空前的繁荣，使这些地方成为广西地区汉代最繁华的商贸之城。 
    合浦县。据考古调查，在合浦县城周围68平方公里范围内，有汉墓数千座，是我国沿海最大的汉墓群。半个世纪以来，已发掘汉墓数百座，其中重要的有合浦城郊、望牛岭、堂排、凸鬼岭、杨家岭、丰(风)门岭、九只岭、禁山七星岭等汉墓，共出土文物逾万件，其中有不少舶来品。2002～2003年，合浦县石湾镇大浪古城村发现了西汉时期的汉代城址、护城河及城外的海湾、海岸遗址；在城内发现了十多个汉代地面建筑留下的柱洞和陶片；城东北发现了两座大型汉墓；西城门外发现了古码头遗址，该遗址的遗物木桩残片经鉴定已有2500年以上。所有这些，都是汉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物证。 
    贵港市。贵港市是合浦港与中国内地交通线上必经之地。考古发掘资料证实，这里在汉代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了非常著名的罗泊湾1号汉墓和2号汉墓，该墓规格宏大，随葬器物近千件。并且，和长沙马王堆汉墓一样，有“象齿”随葬。墓中《从器志》记载有“象齿四”；同时，也像马王堆汉墓一样，随葬大量丝绸，墓中《从器志》记载：“缯六十三匹三丈”。用63匹丝绸随葬，其数量很多。墓中一方面是象齿，另一方面是丝绸，这正是中国和海外交易的两种主要的进出口商品。1996年至1997年在贵港市马鞍岭发掘三座汉墓，出土了极丰富的随葬品，其中不少玛瑙制品。1955年贵港市高中M14出土一件人形陶灯，人物为双脚并拢屈膝而坐，双手抚膝、盘发、浓眉大眼，络腮胡须，很高的鹰鼻，舌头外伸，颈粗短，颈上有一条项饰，胸有毛。从整个人物形象、打扮，尤其是高高的鹰鼻来看，应是一个胡人，即是通过合浦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贸易的西方商人。同样的情况，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也出现了。该墓遗册记载，墓主人家有“胡人一人”，“胡骑二匹，匹一人”的记载。胡人，即西方商人形象，在贵港市、长沙市汉墓中出现，证明不仅合浦港，甚至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如贵港市、长沙国的首都临湘等地，都有西方的商人往来或居住。 
    二、唐代合浦海上丝绸、陶瓷之路的繁荣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又一个世界强国，唐代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很多，在海上交通方面，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再度繁荣起来了。 
    唐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同时又是海上陶瓷之路。 
    唐代长沙窑是一个以外销为主的瓷窑，它的产品主要是销往国外，其外销路线，主要有四个港口，即扬州、泉州、广州、合浦。这四条路线，以通过湘江、灵渠、漓水到达合浦出海的路线，与东南亚、西亚、欧洲的距离最短。在这条线路沿途，都发现了唐代长沙窑的瓷器。如1973年湖南衡阳市唐代水井中，出土了不少长沙窑瓷器。1972年，在广西昭平县庙蚜出土有长沙窑釉下褐彩花鸟纹瓷壶，高18．81厘米。1973年广西藤县三合村出土有长沙窑褐点叶形图案的瓷罐。1974年广西平乐县二塘出土有长沙窑黄釉褐斑贴花壶，高21厘米。此外，在西沙群岛出土有唐代长沙窑武土贴花壶，高21.7厘米，这应是当时外销途中遗留下来的。 
    在国外，至少有13个国家出土了大量唐代长沙窑瓷器，即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伊朗、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曼、沙特阿拉伯、伊拉克、肯尼亚、坦桑尼亚。这13个国家中，除朝鲜、日本是由湘江北上，经长江扬州出口外，其余国家，应是由广西合浦港出口路线最近。运输距离短，可以减少瓷器在途中的损耗。所以，合浦海上外销路线是较理想的路线。

选自科学出版社2006年《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