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合浦汉墓及其出土文物的特点 
杨式挺
(广东省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一 
    久有来访意，暖冬正是时； 
    合浦迎“珠还”，北海觅商机。 
    这是笔者赴合浦参加理论研讨会前夕口拈的四句心意和愿望。 
    会前，曾草拟一文，题为《试论合浦成为南海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内外因》，因为接到会议正式通知太迟而未能打印出来。笔者是首次来北海合浦，本人又是从事考古文博专业工作的，所以报到的第一天上午，就急忙跑去县博物馆参观学习补课，馆长王伟昭和筹备展出人员廉世明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作了详细介绍。在观看了合浦在“海上丝绸之路”位置图和汉墓群分布图后，接着是参观汉墓的出土文物珍品。当我站在一个个展柜前，看到那种类繁多、五彩纷呈的奇石异宝——玛瑙、水晶、琥珀、琉璃、串珠、玉石、金带钩、金花球、出廓带字玉璧等，真是美不胜收，令人神往，浮想连翩，流连忘返!随口凑了四句： 
    汉墓埋藏过五千，千座坟丘紧相连； 
    喜看珍宝超万数，金花玛瑙出彼岸。 
    12月28日，笔者跟随与会代表们，再次参观了县博物馆，主要是看二楼展出文物及墓葬发掘现场照片。在离馆之际，在留言簿上书写了“西汉南海丝绸之路第一港”几个字，作为参观感言和对合浦古港的定位。随后又参观了石湾大浪村考古发掘现场——据说是合浦古港“码头”遗迹，再去看筹建中的“合浦汉墓博物馆”等。 
    这次研讨会和参观时间虽短，但对笔者来说是收获良多，印象难忘。第一次看到和了解到分布如此之广、封土堆如此之多的汉墓群，发掘砖室墓保存如此完好，出土的青铜器、尤其是奇石异宝及“舶来品”如此之多，如此精美，这在江南各地汉墓中恐怕是罕见的。所以返穗之后，遂改写为本文题目。意在参与，仅供参考。 
    二 
    合浦成为我国汉代海外交通贸易的始发港，是与秦汉王朝对岭南的开拓和郡县建置分不开的，也是合浦具有自身的优越地理区位优势和便捷的水陆海路交通的必然。 
    合浦县位于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东邻广东，西濒越南，东南与雷州半岛、海南省隔海相望。南流江流贯全县，沿海有众多的海湾和天然良港，地理位置形势十分重要。早在西汉时，合浦便有了著名的“南珠”采珠业。古今传闻的“珠还合浦”动人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古代这里还兼有渔、盐、岭南佳果之利。故《读史方舆纪要》云：“廉州府南滨大海，西距交趾，固两粤之藩篱，控蛮夷之襟要。” 
    早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派数十万大军南征诸越，秦军辟扩“新道”，开凿灵渠，从而沟通了漓水与湘江的水道，也即沟通了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而达于中原的水陆通津、湘桂走廊上的动脉。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平西瓯，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合浦属象郡北部。这样，合浦就成为沟通交趾及域外的咽喉要地。正所谓“北会于湘，南会于漓，湘达洞庭江汉，漓通两广南海。”(宋李师中：《重修灵渠记》)(引自傅举有：《从考古材料看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合浦会议论文稿)合浦的海外交通贸易从此兴起。 
    秦置岭南“三郡”后，曾对岭南三次徙民实边。第一批，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与越杂处。这一批习惯说法是50万人，包括家属人口的。第二批是“治刑狱”有过失的低级官吏，人数不详，估计少者三万户，多者五万户。第三批是“(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为士卒补衣，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三批中原军民官吏与越杂处，共同开拓岭南。 
    秦末汉初，赵佗利用天下反秦之机，击倂西瓯、骆越，建立南越王国，传五世，九十三年，为汉武帝所灭，在南越国近百年间(前203～前111年)，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等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合浦县地属南越国管辖。文献记载，赵佗时在合浦的铜山有冶铜手工业。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八“春州铜陵县”条载：“铜山，昔越王赵佗于此山铸铜。”按《旧唐书·地理志》，铜陵县汉属合浦郡，“界内有铜山”(引自《广州汉墓》第474页)。即是一例。又从l979年广西贵县罗泊湾2号西汉墓出土一颗“夫人”玉印，1980年，广西贺县金钟一号西汉墓出有一颗“左夫人印”龟钮玉印，参照l983年广州象岗发掘的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有“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和四枚“夫人”印(“右夫人玺”龟钮金印，“左夫人印”、“泰夫人印”和“口夫人印”均为龟纽鎏金铜印)，可以推测金钟1号墓和罗泊2号墓墓主当属赵氏南越国派驻广西这两个地方相当于王侯一级官吏夫人的墓。再从合浦堂排l号墓出土一枚“劳邑执刲”蛇纽琥珀印及海南乐东出土一枚“朱庐执刲”蛇纽银印看，这两颗“执刲”印也可能是南越国所封赐的(详见下文)。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派大军平定南越国，将秦置三郡的地区扩建为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汉武帝划出原南海郡和象郡交界的地方置合浦郡。新莽时期(公元9～23年)，改合浦郡为桓合郡、合浦县为桓亭县。 
    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合浦郡领五县：徐闻、合浦、高凉、临允、朱卢。据考查，徐闻县相当于今徐闻、海康、遂溪县等地；合浦县相当于今合浦、北海、浦北、灵山、横县、钦州、防城、博白、陆川、北流、容县和广东廉江县等地；高凉县相当于今阳江、阳春、电白、化州、吴川县等地；临允县相当于今广东新兴、开平县等地；朱卢县相当于今海南省琼山等地。可见西汉合浦县包括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它要比徐闻、高凉、临允、朱卢四个县各自的范围大。通过这次会议的学习对比和参观合浦汉墓的考古发现，笔者倾向于赞成“合浦是西汉初设郡的郡治所在”这一主张。从秦置象郡，合浦属象郡北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设合浦郡、合浦县，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派伏波将军马援等征交趾这些重大事件，先后均汇集大军于合浦，还可见合浦又是秦汉时岭南的一个军事重镇和要地。按《汉书·地理志》，西汉时，合浦郡户数为l5 398户、人口78 980人，比南海郡略少，南海郡户数l9 613户、人口94 253人；到了东汉时，合浦郡户数23 121户、人口86 617人，比西汉时有所增加。 
    《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汉书·地理志》这段记载，明确说明大约在武帝元封元年至后元二年(前110～前88年)派遣黄门译长并招募有关人员组成船队，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日南(今越南平治省北部)启锚远航(笔者认为此三地均有出海远航的独立港口，从徐闻港启航亦需经合浦出北部湾)，沿着中南半岛到泰国、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缅甸等地，再远航至印度洋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最后抵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返航。汉朝译使带去黄金、“杂缯”(各种丝织品)等，换回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据周家干先生考证，“缯”，古音读“丝”，“明珠”并非“真珠”，《通典》“黄支”条于明珠之下加“玉”字，乃玉类也。璧琉璃，《梵书》作吠琉璃，《一切经音义》云：“毗琉璃”。以山为名，头梨山出有宝石，即绿宝石，青金石之类。“奇石”当也属宝石之类。“异物”乃珊瑚、蚌珠之类(参看周家干：《合浦乾体港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载《岭南文史》2002增刊)。 
    这是正史上有关我国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最早最明确的记载，因此，合浦、徐闻、日南(时属我国西汉王朝所辖)，都是西汉南海“丝路”始发港应无异议。至于我国民间的海外交通贸易不止秦汉始，这里略而不论。 
    以上略说，不难看出，合浦、徐闻等港口成为我国西汉南海海上“丝路”始发港，是与秦汉王朝开拓岭南、设置郡县的必然结果，也为我们了解研究合浦汉代墓葬及其出土文物提供时代背景和历史依据。 
    三 
    合浦汉墓群及其出土文物的若干特点。 
    对于合浦汉墓群及其出土文物的特点，已有不少专家学者作过研究，发表过许多文章。笔者是第一次来参观，而且是匆促的参观，所以，这里只能说说个人参观学习之后的一些粗浅印象和认识。 
    (一)分布范围广阔的汉墓群 
    据合浦县博物馆馆长王伟昭撰写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浦汉墓群及其出土文物略述》等文章介绍，合浦汉墓群主要分布在县城东南郊的丘陵山岗上，南北两面紧靠广袤的南流江河谷平原，与西北面南流江入海口、南面的北部湾海岸线的直线距离，均为6公里。墓群的分布范围东西长约l2．5公里，南北平均宽度约5．5公里，面积近70平方公里。(又据蒋廷瑜文章说，东西宽5公里，南北长约18公里，总面积约90平方公里；又据北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编写的《北海》一书说，宽5．5公里，长18公里，总面积应是99平方公里)。汉墓分布范围，南起环城乡的禁山村，北至清江村，跨越了清江、廉北、排堂、冲口、廉东、中站、平田、杨家山、廉南、禁山等l0个行政村。如此分布范围广阔、规模壮观的汉墓群，这在长江以南各省区恐怕是罕见的。一说“是我国沿海地带现存最大的汉墓群”。 
    为了加强对汉墓群的管理和保护，文物部门根据斟查情况划定了8个汉墓分布较密集的重点保护区，它们是：①四方岭；②狮子岭；③金鸡岭；④风门岭；⑤狼狗岭；⑥大沙洲；⑦上高岭；⑧上禁山等。 
    (二)地面保存的上千座封土坟丘，是合浦汉墓群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2001年以来，经文物部门斟查并编号树立标志的有封土堆的汉墓，共计1056座。如“四方岭”保护区，面积57.73万平方米(合866亩)，该区内有汉墓封土堆l29座，其中最大的一座底径65米，高约7米。其他的底径10～40米，高2～6米。又如“金鸡岭”保护区，面积52万平方米(合780亩)，该区内有汉墓封土堆59座(一般为馒头形土包)，其中最大的一座底径90米，高约l0米。其余一般底径30～60米，高3～7米；小型的底径10～20米，高2--4米。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清理和发掘的汉墓已近千座，出土各类文物逾万件。根据历年勘探发掘的经验推测，如包括封土坟丘已消失而隐蔽在地下的汉墓，总数应有近万座。2003年3月3日《当代生活报》报道有万座以上。2004年7月出版的《北海》一书说，“在东西宽5.5公里，南北长l8公里，分布有4700多座古汉墓，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汉墓群”。有的文章说有5000多座，有的文章说有6000多座。 
    为什么墓葬数量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县博物馆说有“近万座”，但似乎没有说明是根据什么“经验推测”的；在韩湖初先生的《关于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研究述评》一文中说，合浦汉墓群“有封土可数并已作标志的为1056座，以通常1：5的比例计算，连地表下的共有6000多座(已清理发掘的为数百座)，时间大多数在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但不管是近万座，或是5000～6000座，都表明合浦汉墓群埋藏数量之巨大。 
    这里，笔者想简单说说徐闻县汉墓情况，以便作研究比较。20世纪70年代，笔者曾到大黄华丰岭调查新石器晚期遗址、汉代墓葬及参观红坎村发掘汉墓群。1984年，因到湛江市开展文物普查而到徐闻调查并审编过湛江市各区县《文物志》稿。2002年在湛江市参加“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会议期间，曾到徐闻县参观了“汉墓出土文物展览”、城西贵生大道南坛园10多座汉墓发掘现场，以及到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村参观西汉建筑遗址，因而对徐闻汉墓及其出土文物有所了解。这里参照邓开朝、吴凯：《徐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的发现和研究》和邱立诚：《徐闻汉代遗存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解读》两文，谈谈个人的印象和认识： 
    (1)汉墓分布。徐闻汉墓主要分布于滨临北部湾弧形沿海东西长达40多公里一带的西连、大黄、迈陈、角尾、五里、海安等丘陵山岗坡地，以及向北纵深到距县城2公里、离海岸6公里左右的徐城镇、城北镇等近l0个乡镇。 
    已发现8个汉墓群，它们是：①海安镇红坎墓群；②城南乡槟榔埚墓群；③城南海港石园墓群；④城南北潭墓群；⑤大黄华丰岭墓群；⑥五里乡港头墓群；⑦角尾乡角尾墓群；⑧徐城镇南坛园墓群等。其他发现和发掘汉墓数量不等的地点计有20余处。 
    (2)徐闻县至今发现有多少座汉墓。据不完全统计，从l962年至2002年，大约发现了350～400座；先后清理发掘约150多座。主要是华丰岭、红坎村、槟榔埚、华建糖厂天桥工地、二桥村、港头村、南坛园和广安村，等等。 
    (3)墓室结构。主要有四种：Ⅰ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数量不多，时代较早；Ⅱ型为砖石合构墓，数量不多；Ⅲ型为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室墓，数量大，可能占70％～80％。墓砖有砖红色和青灰色两种，个体较小而薄，一般长22～24厘米，质地不太坚硬；还有一种楔形砖，用于砌筑券顶和穹窿顶。墓砖花纹有米字格纹、方格纹、菱形纹、圆圈纹等。Ⅳ型为利用珊瑚礁砌墓室，珊瑚礁就地取材。如华丰岭和尾乡南岭个别汉墓。 
    与合浦汉墓相比，徐闻汉墓多是小型的，随葬品也不多。较典型的如：1994年迈陈英斐一座完整砖室墓，墓长4.1米，宽1.42米，出土罐3件、铜壶、铜盆、铜釜及铁剑各一件。1995年海安广安一座砖室墓，出土陶器5件，规矩纹铜镜一面，铜印l枚，桥纽，印文“张已”，小篆体。“大泉五十”铜钱4枚，应属东汉早期。2000年徐城西门村一座砖室墓，长3．45米，宽1．62米。出土石珠6枚，水晶珠、玛瑙珠各l枚。铁带钩、铜项圈、铜镜、铜碗各l件。铜钱5枚、陶纺轮4个。据分析，墓主当为女性，珠饰全为‘‘舶来品”。2001年五里乡二桥村那涧堰一座汉墓，据说是徐闻迄今发掘的最大一座汉墓。墓室长4．63米，宽1．6米，深80厘米处起券(拱)，通高1．7米，墓底也铺砖，两端均有封门。券顶已坍塌，此墓已被盗扰，但仍出有2对相当精致的铜铺首衔环，比较特殊。五铢钱8枚，陶提桶、陶盆各1件和陶壶盖4个，还有陶灶、陶屋等。墓砖多印有几何花纹，墓主应有一定的社会身份。 
    (4)徐闻汉墓的随葬品。若与合浦汉墓相比，是无法比拟的。如据华丰岭发掘的51座，槟榔埚发掘约l0座和海安红坎村发掘的20多座，合计80多座汉墓的统计，计出陶器103件、陶珠78个，铁器、斧、凿、刀、鱼钩、指环等26件，铜器、盆、碗、镜、镞8件，银指环、手镯3件，五铢钱10枚，珠饰308粒，合计600多件。珠饰308粒，种类有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等。其他地点汉墓出土文物较重要的文物有：龙首柄陶勺(魁)，双鱼朱雀纹铜盘、铜鼎、铁釜、铁剑、铜镜、陶牛、陶薰炉、陶井、陶屋、“张已印”桥纽铜印，墓砖铭文有“宜官”、“帝君百石”、“曲目”等。此外，2000年在大黄乡社郎仔村还出土一面铜鼓，年代可能属西汉中晚期。 
    (5)徐闻汉墓的年代及特点。分述如下。 
    1)徐闻汉墓的出现，呈群体分布，反映了汉代“聚族而居、合族而葬”的风俗。 
    2)徐闻汉墓不见有地面封地坟丘，墓葬的规模都比较小型，已发掘的墓葬以东汉的砖室墓为主，砖室墓以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室墓为绝大多数，也有少量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珊瑚礁石室墓，从墓室规模结构和地面封土堆来看，是无法与广西贺县金钟、贵县罗泊湾和合浦汉墓群相比拟的。 
    3)徐闻汉墓的随葬品虽不算丰富奢侈，大都属实用品，但种类繁多，虽未发现大型汉墓，但每座墓都有一定数量的陪葬品，这似乎反映没有出现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别。这应与徐闻县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海上交通贸易状况密切相关。如《舆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图志》说：徐闻“汉置左右侯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云：‘欲拔贫，诣徐闻”’。又载，“徐闻为官、商、渔、舟、车往来要冲。”这从华丰岭、槟榔埚、红坎村三处汉墓群发掘的80多座汉墓随葬品得到了反映。在这些墓葬出土的600多件陪葬中，各种珠饰多达308颗，种类有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檀香珠等。其中，琥珀、玛瑙、琉璃、青金石、檀香珠等应属海外“舶来品”(在广东省博物馆新馆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专题展》中展出一串各种珠饰)。此外，这批墓还出有银手镯、戒指和陶珠78粒。从其他地点汉墓出土较重要的器物有：铜鼎、壶、盘、盆、碗、釜、铜镜、铁剑、五铢钱、“大泉五十”，有的墓出2对铜铺首饰、有的墓出“张已”铜印，说明这些墓墓主当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4)徐闻汉墓的年代：据说贯穿了从汉武帝元鼎年问至东汉建安年间的300多年。其中一部分土坑墓应属西汉时期，如华丰岭14座墓出土的方格纹加方形或圆形小戳印陶罐在各式罐类中比例最大，这类陶罐流行于广州西汉前期后段；城南博爱尖角园墓出土的网纹叶脉纹陶罐，五里乡港头村发现的云雷纹陶罐，迈熟村出土的铁釜，大黄乡社朗仔出土的铜鼓等应均属西汉。据研究，徐闻汉墓的部分陶器，与广西贺县金钟1号墓、柳州九头村1号墓、贵港市汉墓、合浦凸鬼岭汉墓的基本相近。l992年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专题展》展出的2件细方格纹加小戳印陶罐和仕尾出土的“万岁”瓦当当属西汉时期。但徐闻的大量砖室墓当于东汉时期。这从出土的陶器、铜器、减字“昭明镜”、“大泉五十”铜钱及陶牛、陶灶、屋明器的特点可以推断出来。 
    尤其值得强调指出的是，2001年以来，在徐闻沿海五里乡二桥、南湾和仕尾较大范围内发掘的大型西汉建筑遗址及其出土的上万件板瓦、筒瓦和石构件，多件“万岁”瓦当和云纹瓦当以及生活陶器、龟钮“臣固私印”铜印，结合文献记载及前有“三墩”地理环境，绝大多数专家认为，这里应当就是西汉徐闻故城和徐闻港。若从建筑遗存及出土物看，合浦西汉郡县故城及合浦港，目前似乎还不如徐闻的明确。当然，若从汉墓群分布的规模、数量、封土坟丘及出土文物的丰富多样、珍贵重要，尤其是墓主的身份地位看，合浦汉墓要远远超过徐闻，这又是不争的事实。 
    上面说到合浦汉墓群有上千个地面封土坟丘，这是合浦最引人注目和思索的一个问题。此外，广西贵港市罗泊湾、贺州市金钟等地汉墓也有封土堆。然而，就笔者所知，与广西地理位置毗邻和秦汉以来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广东(汉墓发现数量较多的广州、韶关、曲江、英德、佛山、南海、顺德、封开等）、湖南、江西、福建等地，至今似乎未发现过汉墓封土坟丘，或者说罕见有汉墓封土坟丘，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以往也曾想过，并询问过一些同行，但只有当你亲眼看到合浦县有这么多汉墓封土堆时才想进一步了解我国墓葬封土坟丘这种葬制的源流。这里，不妨把目前所查阅的一些资料简略地说一说，或许地合浦汉墓封土坟丘的研究有所裨益。 
    查《辞源》“坟墓”条：古时封土成丘的叫坟、平的叫墓，后来坟墓连用。“封”：冢、堆、聚土为坟叫封。 
    《易·系辞下》：“古之葬者，……不封不树”。所谓“封树”是“聚土为坟叫封，植树为标记叫树，是古代士以上的葬礼。庶人是不封不树的”。由此可见，有封土坟丘的坟墓，是墓主一定社会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而且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查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有关墓葬条目，可以得出这样的大致情况。 
    (1)新古器时代的墓葬是“不封不树”的。 
    (2)商周时代似乎尚未实行地面封土葬制。 
    (3)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子、诸侯、贵族兴起了封土坟丘礼制。就笔者所见，在浙江绍兴市的印山，就有形状如山的巨大封土坟丘。那座大墓的一个特点，是墓坑中椁室是用圆木架筑成“人”字顶的椁室，中间的棺木似一艘船，棺内再埋墓主。墓主是谁?一说是春秋时越王勾践的父亲允常，另一说推测就是越王勾践墓。由于该墓早已被盗，出土的随葬品不多，而印山附近还有多座类似的封土坟丘。故墓的身份尚难确定。又如湖北江陵楚墓。据资料在江陵纪南城内外，发现有2800多座楚墓，已发掘800多座。其中贵族墓尤其是高等贵族墓，均有大型的坟丘。墓坑有台阶式和斜坡式墓道，墓内有多重棺椁。如天星观l号楚墓，封土堆残高7米。l982年笔者曾到纪南城参观。再如，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为战国晚期中山国王陵。l号和6号墓墓上均有夯筑高大坟丘。l号墓的坟丘和享堂保存较好。坟丘底径长ll0米，宽92米，高约l5米。墓主为中山国王。湖南长沙的东周楚墓和已发掘的上千座汉墓(西汉多为土坑竖穴墓，新莽至东汉的多为砖室墓)，大多数未见有封土坟丘，但长沙马王堆中部有两座直为60米、高16米的土冢，土冢大小相仿，中间相连，像个马鞍形，故俗称马王堆。这两座坟丘中有三座古墓，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马王堆汉墓。发掘研究表明，1号墓墓主是软侯利苍的妻子，2号墓为西汉长沙国丞相软侯利苍本人，3号墓是利苍的儿子(参看周世荣等：《神奇的古墓》一书，l981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由此可见，长沙马王堆汉墓有封土坟丘。 
    (4)秦汉时期是皇帝及其皇后、诸侯贵族陵墓封土坟丘盛行的时期。《水经注·渭水》云：“秦名天子冢日山，汉日陵”。陕西临潼县秦始皇陵就叫“骊山”，汉代帝王坟墓就叫陵。帝陵有“陵园”、“陵寝”、“陵庙”、“陵户”(守护陵墓的人们)等一整套严格的礼制。帝陵的东边还有众多的“陪葬墓”。如高祖刘邦的长陵，至今地面仍保留有60多个陪葬墓及其坟丘。l970年发掘的咸阳市杨家湾的两座，墓内出有银缕玉衣片数百片，据推测墓主可能是周勃、周亚夫父子。又如汉武帝的茂陵之东，今尚存有12个陪葬墓，墓主有汉武帝的爱将大臣卫青、霍去病、金日碑、霍光等人。卫青墓起冢像庐山、霍去病墓起冢像祁连山。霍去病墓前还有“马踏匈奴”，石人、石羊、石兽等l6件石雕，刻工古朴雄伟。l960年底笔者曾带我研究所考古组一行到骊山、茂陵等秦汉帝陵实习参观。　 
    据载，西汉王朝的ll个帝陵，主要分布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及其附近。这ll个帝陵即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这些帝陵都有陵园等一整套地面规模宏伟的建筑设施，而且都有独立的高大的坟丘。 
    具体地说，西汉帝陵及地方诸侯王陵墓的墓葬形制结构大体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墓上有高大的封土坟丘的，一般底为l50～170米，高约20～30米。另一类如文帝的霸陵，以自然山丘为陵，即墓室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如河北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山东曲阜九龙山鲁王刘庆忌等4座墓均属此类(1993年笔者到济南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暨年会学术讨论会”期间，曾到曲阜参观过九龙山汉墓)。1983年发掘的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则是凿山竖穴与掏洞筑室相结合的石室墓。 
    东汉王朝的12个帝陵，除献帝的禅陵在河南焦作市外，其余ll个都分布在“东都洛阳附近”传光武帝的原陵在洛阳市东北孟津，现坟丘为后代培修。据《帝王世纪》载，明帝的显节陵、章帝的敬陵、和帝的慎陵、殇帝的康陵、安帝的恭陵、顺帝的宪陵、冲帝的怀陵、质帝的静陵、桓帝的宣陵、灵帝的文陵等，都分布在汉洛阳城附近，但具体位置目前均不能确定。 
    东汉王朝高官、将军、贵族坟墓有坟丘的，在陕西、甘肃等省均有发现。如陕西潼关市吊桥镇杨氏家族墓，为东汉太尉杨震及其子孙墓，计7座。成行排列，依次是杨震、杨牧、杨襄、杨统、杨著、杨复、杨彪墓。其中，杨震葬于汉顺帝延光四年(125年)；杨彪葬于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这些墓地的封土坟丘多已破坏，有的已夷为平地。仅杨震和杨复墓的坟丘保存较好，现存直径各为l5米和25米，高约3.5米，墓室在地下。又如，甘肃省武威市的“雷台汉墓”，为东汉末年砖室墓，地面坟丘残高6米。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多室砖室墓。甬道为拱券顶，耳室为四角攒尖顶。出土4枚龟钮银印，墓主应为秩比二千石的张姓将军夫妇。 
    上面列举的这些东周时期尤其是秦汉时期有封土坟丘的墓例，从中可以看出封土堆墓葬的大致源流状况，为我们了解研究合浦汉墓群成千座坟丘墓，尤其是探讨墓主的社会身份地位等级诸问题，提供若干依据和参考。 
    说到墓主身份地位级别的判定，是一个极其综合复杂的问题。大致说来，一是靠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主要是秦汉王朝对合浦郡县以至岭南地区的建置和开发以及秦汉职官表等；二是靠墓葬本身提供的具体资料，尤其是有文字的资料；三是靠比较研究法，包括与邻省区相关的资料。从合浦发掘的发表的多座有代表性的墓葬看，不少学者已作过考证，认为一些墓的墓主属于“郡守”、“县令”、“官吏”、“豪强”之类。 
    笔者这里有个疑惑问题，如前文所说，有封土堆的墓葬，应是墓主有社会身份、地位、权势、财富的象征。合浦汉墓地面有数可数的封土坟丘一千余座，如果设想有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是“郡守”、“县令”、“官员”、“富豪”之类的上层人物，那么，合浦一个郡、县治所该有多少这样的官吏人物呢?况且，从目前发现的汉墓年代看，它们主要是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的，年代跨度并不长，不够二三百年，远不如广州秦汉墓葬年代跨度长。由此，笔者有这样的猜想，一是对合浦汉墓群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推测，应当开阔思路、扩大视角；二是对于上千座封土坟丘(甚至可能更多)，它无疑承传自中原汉制，但有可能已演变成为本土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葬俗，而未必是原来意义的礼制。对于第一种的设想，应当密切结合秦汉王朝对岭南合浦的郡县建置和徙民实边措施过程中的各种人员，同时也要考虑设置郡县之后数百年间本地社会阶级、阶层和势力的再生和形成，如因从事采珠业、青铜器手工业、海外商贸业等而发迹致富的人员。笔者的这种猜想，在读到蒋廷瑜先生的《再论汉代罪犯流徙合浦的问题》一文，得到了具体的证实。 
    (三)合浦汉墓的形制结构及随葬品的特点 
    合浦汉墓群规模宏大，埋藏数量多，随葬品丰富多彩。这里仅从几座代表性墓例和笔者初步看到的随葬品的若干特点说说。 
    合浦汉墓的形制机构，从已清理发掘的墓葬看，大致可分四种：Ⅰ．土坑竖穴墓；Ⅱ．土坑竖穴木椁墓，属西汉中、晚期；Ⅲ．砖木合构墓，西汉末期至东汉早期；Ⅳ．砖室墓，东汉中、晚期。 
    代表性墓葬举例： 
    (1)望牛岭1号墓。1971年发掘，推定为西汉后期地方官吏墓。地面坟丘底径40米，高5米。墓葬由主室、甬道、南北耳室和斜坡墓道构成。全长25.8米，最宽处14米。主室陈放漆棺一具，室内随葬大量铜器、漆木器，北耳室有车马器。随葬品种类有铜器、铁器、陶器、漆器、金饼、金珠、水晶、玛瑙、琉璃、琥珀等饰物，共计245件。其中，以铜器占显著位置。如凤凰形烛灯、提梁壶、长颈壶、人面纹三足四蒂纹盘、龙首柄魁、铜仓模型器等，造型精美，制作精致，器身多錾刻有纤细匀称精美的各种花纹。该墓出土一颗琥珀印章、阴刻“庸母印”三个字。2件陶提桶内壁有朱书“九真府”字样，墓主可能是曾任九真郡(今越南境内)郡守的官吏。 
    而堂排至埔口的4座墓，墓主也可能是郡守一级的地方官吏或屯戌该地的武官(载《考古》l972年5期；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l86页)。 
    又据《文物资料丛刊》第4集刊载的《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堂排1号墓，长6.4米，宽4.4米，墓上有坟丘。该墓虽被盗，仍出有陶器、残铜器、漆鎏金铜扣、五铢钱和400多颗琉璃珠饰等。尤其盗洞内出土一颗“劳邑执刲”琥珀印，蛇纽，正方形，边长2．3厘米，高2．1厘米，当为墓主幂印。“劳邑执刲”印为全国考古首见，十分重要。这里不妨多说几句。“劳邑”当为地名或说封地名，“执刲”、当同“执圭”、“执珪”。“劳邑”在哪里?据香港中文大学著名教授饶宗颐先生考证，劳、牢同音，劳邑可能因牢水而得名。《汉志》合浦郡临允县下云：“牢水北至高要入郁”。杨守敬谓牢水今曰罗银水。出新兴县西南东北流至高要县南入西江。又说，按《水经·郁水注》：“郁水又东迳高要县，牢水注之，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劳邑所在，由此可提供一线索”(见饶宗颐：《岭南考古论题》——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文集》序，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 
    “执刲”，又作“执圭”、“执珪”，楚国官爵名。《七国考》引《文选注》云：“楚爵功臣赐以圭，谓之执圭，比附庸”。也即相当于小国小城的君王。“执圭”一名，从所查的文献看，它始见于春秋，盛行于战国，及于西汉初年。“执圭”的爵位有多高，俸禄有多少?视不同时期和功绩大小而不同。如荆国(即楚国)之法，能获得伍员(子胥)者封爵执琏，俸禄万石(又一载说赐粟五万石)，金千镒。到秦汉之际，情况有所变化。如据《汉书·曹参传》载，曹参领兵西击秦，“虏秦司马及御史各1人，迁为执珪。”高祖刘邦初起，汉承楚制，曾赐大将夏侯婴、灌婴、樊哙等功臣执圭、执帛。封爵执圭、执帛者，可封君食邑。执圭高于执帛、低于侯级和县令。由于海南岛乐东县发现一枚蛇钮“朱庐执刲”银印珍品，笔者因此撰写《“朱庐执刲”银印考释——兼说朱卢朱崖问题》一文(载《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第一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 
    在写作过程中，承蒙蒋廷瑜学兄提供合浦堂排汉墓“劳邑执刲”印拓本和照片(但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误释为“劳新刲印”)。这样一来，海南乐东和广西合浦便发现有两颗“执刲”爵位官印实物，为国内未见，弥足珍贵。对于“朱庐执刲”银印的年代和来源，笔者据其钮制蛇钮和印文特点推断为西汉中晚期物，并认为其应非西汉朝廷所赐。　 
    随后，黄展岳先生根据广州南越王墓所出印玺有自镌官印的做法，认为“劳邑执刲”原官印的制作年代似属南越国后期，可能是南越国自镌的官印；也不排除南越国境内的种姓封君或流徙到南越国的楚国后人的自镌官印的可能(载《考古》1993年11期)。 
    蒋廷瑜先生撰文，赞同黄展岳先生意见，认为原官印是南越国时期制作的，是南越国给予劳邑部落首领的封爵印。并进一步指出，劳读音与骆、僚、瓯等相同或相近，应是相类似的部落名。指出汉代合浦郡内不但有牢水，还有牢山、牢石，唐代还设置过牢州，其方位就在今玉林市境内。总之，“劳邑执刲”印是南越国赐给境内劳邑部族首领的官爵印(载《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一辑)。 
    (2)黄泥岗1号墓。1990年发掘。该墓属东汉早期墓，是一座有斜坡墓道的砖木合构墓。墓室长方形，分前、后两室。由于墓未被盗，随葬品保存完整，共计96件。出土有铜器：剑、壶、釜、碗、蒸酒器、灯、镜、捣药臼和杵，铜明器仓、灶、井等；陶器有壶、罐、和明器屋；玉器有：圆形蒲谷纹璧，出廓带字玉璧，字母形带钩、玉塞、蝉形琀、玻璃纹玉佩和玉剑饰；还有玻璃杯(碗)、玻璃串珠、玛瑙、琥珀串珠、金带钩、金花球串饰和“货泉”钱币。十分珍贵，有些是以往罕见或未见的。如金花球串饰，似是用金丝制成球状，表面再焊接上一颗颗小珠。据说这种制作工艺，出自古希腊或古印度。广州南越王墓也出有32颗金花泡，圆形一面鼓起，正面有各种精细花纹图案，背面有一根横饰，是墓主所穿的“珠襦”上的纹带饰物。据说最早见于两河流域。总之，金花球和金花泡都是“舶来品”。那件出廓玉璧，也为国内汉墓所罕见。其顶部出廓的部分，透雕龙凤对舞装饰图案，中下部镂刻出“宜子孙日益昌，，篆体6字吉祥语。连外廓通高27厘米。那件悬山顶铜仓，瓦面、门面、墙壁均錾刻精细美观花纹，底部附4根柱子支撑。尤为重要的是该墓出土两颗印章。一颗是滑石质、瓦钮、印面阴文反书“徐闻令印”4字(仅见拓本)，刻工较草率，应为冥印；另一颗铜质、龟钮、印文“陈褒”两字，为墓主私印，也应为冥印。 
    据考，“徐闻令印”的“令”当是县令，是一县最高长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徐闻县长官是“令”，表明它是万户以上的大县。从同出的“陈褒”私印，说明墓主陈褒应是合浦人，生前被派出任徐闻县令、死后归葬祖籍。汉代实行厚葬制度。黄泥岗l号墓随葬品丰富多彩而且相当奢华，“说明他生前管辖的地方相当富庶，应同繁荣的海外交通贸易也有密切关系”。据蒋廷瑜、王伟昭《黄泥岗1号墓和“徐闻令印”考》一文考证，查《后汉书》上东汉确有陈褒一人，但祖籍为庐江人，他的地位高于县令，而活跃的年代在东汉中期以后，故应非葬在合浦的陈褒此人。 
    (3)风门岭10号墓。1988年发掘。东汉早中期墓。为一座中型砖室墓，由斜坡墓道、前室和两个后室并列组成。前室为穹窿顶，后两室为双隅券顶，保存相当完好。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过此墓。随葬品70多件。铜器有：鼎、灯、盘、樽、镳壶、熏炉、碗、提梁壶等；玉器有：猪形玉握、蝉形玉含、玉真(盖于眼部)、玉塞及陶仓模型。墓主应为合浦地方富吏或豪强。 
    (4)凸鬼岭汉墓。1984年至1999年发掘过l9座。①土坑墓10座，多有墓道。如11号墓，随葬有多件陶器，铜器(鼎、壶、提梁壶、熏炉、盘、剑、矛、镜)等，还有滑石器。②砖木合构墓，如4号墓，被盗，残存较多陶器，铜鼎、壶、盘、镜、五铢钱、“富贵”印章等。③砖室墓7座。20号墓随葬品中有一件罕见的“马面形”托灯陶俑，这种托灯俑座在广东广州、顺德，广西贵港、梧州等地都是男、女形象，从脸部特征看属所谓“昆仑奴”或“胡人”，但“马面”和兽爪的似未见过。 
    凸鬼岭这l9座汉墓，除土坑墓保存较好，其余砖室墓多遭受盗扰。但仍出有随葬品273件。其中铜器多达42件、铁器13件、滑石器12件，还有金戒指、铜镜l0面和珠饰。年代属西汉晚期至东汉。举此一例，使我们对合浦一般的中、小型墓的情形有一定的了解(详见《广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5月)。 
    (5)风门岭26号墓。合浦理论研讨会刚结束，我们与会的几位湖南、广东、广州代表，应广西自治区博物馆之邀，到南宁去参观一座新近发掘的合浦汉墓出土文物。走进博物馆内严实的文物库房，看到铁、木架上摆满了各类文物，尤以青铜器最引人注目。据介绍，这是2003年11月在风门岭发掘的一座较大型土坑木椁墓。随葬的青铜器大多是成双成对的。其中不少已破损，还来不及进行修复整理。我们看到一对颇大的铜铺首衔环，虽比不上广州南越五墓，但在两广的汉墓中也算较大的，应是镶于棺椁上的铺首。粗略看的青铜器有：高颈提梁壶、双耳广腹壶、钫、釜、鼎(大小有6件、4件属越式)、釜、甑、三足盘、三足“格盒”等，明器铜灶、井、仓(室)以及铜牛、马、狗、鸡等家畜家禽(种类可能与望牛岭1号墓的相类)。陶器种类数量也不少，盒、罐见底部附有3个矮足的。还有变体目光纹小铜镜和100枚左右的五铢钱。估计各类随葬品有150～200件之多。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琉璃、玛瑙、水晶、琥珀之类的珠饰，据统计有一二千颗之多。 
    对风门岭26号墓年代的推测，广谣博物馆有的同行推测可能属东汉早期，我们几位参观者也进行了议论，有的觉得有些青铜器如一对提梁壶，从形制和花纹看有较早的特征，有的觉得从随葬品看，不像是一个时代的，如此等等。麦英豪先生提出，推断一座墓的年代，应以其中随葬品年代特征最晚的，尤其是看陶器，他认为该墓的年代可推断在西汉晚期。 
    在参观之后举行的全馆学术交流会上，我们几位发言者的共同心声和强烈愿望，就是希望广西有关方面的领导，能充分重视，加强领导，拨出专款，落实措施，尽快将风门岭26号墓以及以往发掘的重要汉墓资料整理发表出来。这是关系到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浦汉墓群的重大声誉形象，也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的硬项品牌。 
    关于合浦汉墓随葬器物的特点，已有学者作了专题论述。这里仅就个人参观学习所得，作几点简要表述。 
    第一，合浦汉墓随葬品数量大，种类多、质地优、级别高。已发掘近千座墓，各种随葬器物上万件。种类有：青铜器、陶器、铁器、漆器、金器、银器、玉石器、玻璃器、水晶器、玛瑙器、琥珀器等等。生产、生活、社会交往、衣食住行无所不包。这10多类器物中，不乏造型优美制作精巧，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珍品，不少为他地汉墓所罕见，具有地区性特色。这些文物，不仅反映了汉代合浦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充实了文献记载的阙如，揭示了骆越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融合，而且还折射出合浦海外交通贸易的繁荣兴盛。 
    第二，在合浦较大的汉墓中，都盛行随葬青铜器，其中錾刻花纹的青铜器，种类数量多，特别引人注目。种类有承盘、酒樽、镳壶、食盒、魁、卮、杯、长颈壶、提梁壶、扁壶、熏炉、豆形灯、凤凰形灯、席镇、仓、屋模型器等。仅望牛岭1号墓就有凤凰形灯、三足承盘、龙首柄魁、提梁壶、铜仓(此5件高级别的精美青铜器、入选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赴加拿大、墨西哥等七国展出)、长颈壶、熏炉、席镇(一对)等20多件，堂排2号墓有酒樽、长颈壶、食盒等10多件，上述风门岭26号墓有这类青铜器30～40件以上，等等。这类有錾刻精美花纹的青铜器，在贵县、梧州等地也有不少发现(参见蒋廷瑜、杨式挺有关文章，均载《沧瀚文谭》一梧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4月)。 
    蒋廷瑜、彭书琳在《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中国古代青铜器工艺在经过商至春秋时期的繁荣阶段以后，到秦汉时期已走向衰落。汉代青铜器已从先秦那种庄严、厚重、古朴的风格中变得轻便、灵巧，纹饰也崇尚简朴。但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岭南地区，却兴起了一种錾刻花纹工艺，在薄胎青铜器上用坚硬而精细的金属工具，錾凿和镂刻出繁缛精致的几何纹样和动植物图案，使该器显得特别精美华丽。这类青铜器包括盛食器、饮食器、熏炉、灯具等，都是居室的日用器，还有望牛岭1号墓、黄泥岗1号墓和风门岭26号墓的铜仓等，使墓主的起居生活乃至礼仪各个方面都能享受到这种华美的氛围。这是合浦等地汉墓青铜工艺的又一特色。合浦汉墓(目前所见主要是西汉晚期和东汉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青铜器，合浦地区有没有本地区的采矿冶铜业和铸造器手工业作坊?这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本文的第二个问题中，曾提到南越王赵佗时在合浦郡界内的铜山有冶铜手工业；另据梁旭达、邓兰：《汉代合浦及有关问题的探讨》一文，1977年间，广西文物队对北流县民安乡圭江东岸发现的一处汉代冶铜遗址进行试掘，发现了炼炉、风管、炉渣、铜锭、铜矿石等物(详见《广西北流铜石岭汉代冶铜遗址的试掘》《考古》1985年5期)。另，又在合浦廉州镇草鞋村西门江东岸山坡上，发现了一处烧制汉代绳纹板瓦、筒瓦的大型窑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现存有l0多座马蹄形土洞窑。说明合浦郡有自己的铜器制造业和制陶手工业。 
    第三，合浦汉墓随墓品的另一个特点是，出现了大量储备粮食的粮仓模型器，几乎每一座都有出土。从广东广州、佛山等珠江三角洲地区汉墓出土的粮仓看，方形的叫仓、圆形的叫囷。反映了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社会经济状况。广东发现的汉代仓囷模型，似乎未见过有铜仓的。广西合浦等地发现的，不仅有陶仓、陶囷(如1977年县罐头厂19号墓)，如风门岭10号墓、堂排4号墓、母猪岭1号墓、盘子岭9号墓等等。而且在望牛岭1号墓和黄泥岗l号墓还发现了铜仓。望牛岭的铜仓，平台下有8根立柱，器身錾刻精细匀称的图案花纹，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总之，汉代合浦人如此重视粮仓，说明当时已有相当多的粮食储备。俗语说，有了粮仓，百姓心中不慌。 
    第四，合浦汉墓随墓品最显著最引人关注的一个特点，就是陪葬有数量很大、种类繁多、质地上乘的饰物。种类包括玻璃、玛瑙、铜器、玉器等等。这在黄启善：《广西汉代玻璃与海上丝绸之路》、彭书琳：《合浦汉墓出土的佩饰品》、梁旭达、邓兰：《汉代合浦及有关问题的探讨》、王伟昭：《合浦汉墓出土文物展解说词》等文章中，都有具体的阐述和分析，在此不具引。 
    这一类佩饰品和器物，从形式特点和质地及来源看，大致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玉器如圆璧、出廓透雕“宜子孙日益昌”璧、带钩、剑饰、玉控、琀、真、塞等，金饼、金带钩、金手饰、银、铜佩饰等，应属本地“汉式”的。另一类是玻璃、玛瑙、琥珀、水晶、奇石等佩饰品，其中的大部分就是外来的“舶来品”。其中还包括有些“来料加工”的。如琥珀印章5枚，琥珀材料是外来的，但所刻的“劳邑执刲”、“庸母印”、“王以明印”、“黄昌私印”等，当然是合浦本地镌刻的。对于合浦汉墓出土的数以万计的玻璃珠饰的来源，学者有主张是“土产”抑或“洋货”之争，在此不赘。但可以肯定的是，合浦汉墓出土的后一类即琥珀、玛瑙、水晶、奇石等，大多数应是“舶来品”，而且数量巨大，种类形式繁多。如玻璃珠饰，总数超过l万颗，九只岭6号A墓一座就有3869枚，其他还有3座墓一墓超过千数。这在江南地区汉墓中恐怕是罕见或未见的。 
    这里，笔者只想补充说一件形式特殊的玉玦(见本文图版3：4)，未知该玉玦出自合浦何地何座墓葬，从彩照看，玉质呈半透明浅兰色，玦的外周附有4个(或6个)对称分布的“笔架形”或说“山峰形”的饰品。类似这种外周带有4个对称装饰的玉玦，一是在广东曲江马坝石峡遗址31号小孩墓，出土有一大一小装饰不同的玉石玦，31号墓属石峡第三期文化、年代相当于商代早期。此类特殊装饰的玉玦、耳玦，在香港岛屿、台湾圆山文化、卑南文化(如石棺葬、台湾兰屿、台湾富岗等地。富岗出土的有一件玉石玦外周有8个对称装饰)、越南北部青铜遗存、柬埔寨、菲律宾等地都有发现。菲律宾土著老妇人至今尚佩带有这类耳玦(参看拙著：《浅说粤港“牙璋”及相关器物——夏商周文化南传迹探微》，载《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又拙著：《试论闽台粤先秦考古学文化关系》一文，载《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合浦汉墓出土的这件特殊玉玦，从同类的玉石玦首见于广东曲江石峡相当于商代的墓葬以及分布于我国台湾与东南亚各地，可以定为“越式”玉器。至于它是来自哪里或受哪一种文化的影响，尚待进一步探索。但据笔者以往所见照片资料的印象，它应与越南、菲律宾有密切的关系。 
    最后，笔者从北海市、合浦县出版的有关书籍中，采选复制了图版1至图版4若干彩照，附于本文末尾，特此致谢。 
    附记：为节省篇幅，本文引用参考的有关文章、资料，除在行文中注明者外，其余均见《岭南文史》2002年增刊一书，以及这次合浦理论研讨会发给的《珠光帆影丝路长》、《北海文史》第l8辑和大会论文稿，恕不一一注出，笔者一并表示衷心谢意!

选自科学出版社2006年《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