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与香港历史渊源
黄家蕃

    编者按　　百年“丝绸之路”，悠悠商海沧桑。自1876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后，北海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一条由北海通往香港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此后，国内外商人接踵而来，先后有英、法、德、葡、美、日等国在北海设立洋行和轮船公司。一百多年来，北海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均受到香港的影响，这种历史渊源不断延续。为此，本刊发表本市黄家蕃先生撰写的一组《北海与香港的历史渊源》的文章，以飨读者。 
    一、香港对北海经济潮汐之引力 
    1876年(光绪三年)中英缔约北海开埠以来，北海便与香港结下千丝万缕的联系，百多年来，北海的经济(商情、航运、金融)与政治、文化、科技等，无不受香港的影响，这种渊源延续至今，而且有日益密切趋向。对于北海的社会效应。过去因国力式微，往往是负多于正。香港回归之后，历史将会颠倒过来，这是不容置疑的。 
    贸易联系 
    北海第一次对外开放的具体日期是1877年(光绪三年)4月1日，是由尚未到任的北海海关外籍税务司惠达在香港向国际航运界宣布而定。之前的同治年问(1862—1874)，北海商业已甚鼎盛。当时从北海出口香港的以花生饼、花生油、蓝靛、砂糖、八角、桂皮、云南锡板、牛羊皮等桂、滇货和本地货为大宗；分别从香港、新加坡、海防、广州进口的以花纱、布疋、呢绒、日用百货和鸦片为大宗。从北海口岸厘金税“饷银每年数万两”(按货值千分之一)推算，北海每年进出口总额为数千万两，超过开埠后的光绪二十年前后最高记录的近十倍。《北海杂录》说北海外贸以“同治年间为最旺”想必不无根据。是因为当时北海口岸只抽厘金而无关税；还因为自l855年至1864年(咸丰五年至同治三年)，西江波山艇起义军封锁了梧州航道，原由梧州出进香港的货物改道北海，造就了北海开埠前的繁荣，亦为尔后的开埠准备了条件。在北海开放的头二年，香港工商界对北海还很陌生，1879年(光绪五年)第一艘外轮开通香港航线，北海渐被香港人瞩目，随着与香港的关系日益密切，北海被推上了南路“一大商埠”的台阶。 
    从1876年至l949年的漫长历史阶段，北海口岸区经济的盛衰几乎与香港息息相关。1877年至l931年，是北海外贸由起步至全盛时期，进出口额累计达到ll324万关平两(下同)，其中出口累计6057万两，逆差5266万两。从开埠到1949年的73年中，几乎没有过出超，旧中国外贸必然的负面规律下所寓涵的正面，则是给北海口岸及其贸易区带来了取代落后的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促使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诞生并造就了这些企业的管理人才。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百多年来形成北海上层建筑各领域“半殖民化”特点的“经济基础”，是由北海与香港历史渊源所造成。 
    海运联结 
    在现代化轮船参加北海香港线营运之前，已经有华商经营的“红单”大帆船把北海、澳门和香港连结起来了。自第一艘外轮“海南号”开拓该航线起，先后加入营运的有德、法、葡、日、奥、丹等国的客轮，同时把航线开拓至海防。北海由原来的终站变为腰站。客货源更为充盛。不久，中国招商局轮船也加入营运。l890年至l899年(光绪十六年廿五年)，营运伙伴又增加挪威船，航线续伸至东北面的基隆、上海；西南面的新加坡和苏门答腊。这期间进出北海港轮船累计2323艘次，116．14万吨，出入口旅客累计46294人次。1900年至 1911年(光绪廿六年至宣统三年)，又有荷兰船加人营运。1912年至l937年，先后参与港北线营运的有英国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法国孖地洋行、邮航公司，源昌利洋行，广东华侨船务公司，大丰公司，日本大阪商船公司，中国招商局，德国森宝洋行以及葡萄牙、丹麦、俄国等轮船公司的轮船，可谓洋洋大观。其中在30年代参加营运的英国大古轮船，以设备豪华、吨位大、安全系数高和班期准确等优势而执航运界的牛耳，至抗战前夕，北海香港线完全为太古船所垄断，航线又再延伸至中国东南沿海各口岸；东南亚至西贡、仰光、泗水，北方至海参威等港口。 
    金融互动 
    本世纪初以来，作用于北海金融潮汐的引力是香港。开埠初期，北海商业银行仍属真空，主要与香港汇丰银行业务往来海关税银汇兑，全由私营的银号办理。光绪末年，始由海关官银号专办。1914年，广东都督龙济光铸2毫银币在全省通行，因广东各派军阀互相倾轧，政局动荡而使香港商场拒用“龙记”银币，造成北海金融市场混乱，致使一些中小企业倒闭。 
    1923年，孙中山部将黄明堂率部进驻北海，铸5分镍币2．5万元流通市场，又因香港拒绝使用，北海商家再受损失。1924年，把黄明堂赶出北海取而代之的八属军阀邓本殷铸2毫银币，俗称“八属毫”，因白银成色甚低，香港金融界将之贬值八折使用。北海商人又大受其损。 
    1946年以后，国民政府“法币”开始逐年狂贬，人民为了保值，以西贡币、港币和银元为本位。法币与这两币一元比价一日数变，市场上以炒外币银元为业的所谓“银精”行业应运而生。当时北海金融潮汐的讯息惟香港币币值升降而定。谁先掌握这个讯息，便有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巨富，登上金融寡头的宝座，当时能够当此不愧的解放后被称为“官僚资本家”的力生行老板李苏石。所谓“官僚资本”是因为他拥有北海唯一的一台收音机，早晚收听香港股市行情和国际金融讯息罢了。这时期香港金融行情的电波，乃是关系到北海人民温饱饥寒的福音和凶讯。这种情况，随着曙光而起的解放北海的枪声而划上句号。  
    百多年来，香港给予北海是恩是怨，是予是夺?只能让历史作结论。这种结论，又须扩大到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去研究才能全面。将分别作专篇介绍。 
    二、香港是北海半殖民地政治色彩的染缸 
    关税特权 
    《烟台条约》签订，北海开放，关税权柄操之英人之手，北海海关成为名符其实的“洋关”。 
    香港作为北海主要的贸易伙伴，进口额约占80％。洋关本能地拥有维护列强特别是英国利益的特权，故北海洋关的关税壁垒并非本口岸利益的屏障而是相反。以鸦片进口为例，这种隐名为“洋药”的特殊商品，完全是由香港发运属于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的产品，通过缴纳关税便可通行无阻地向我口岸区倾销。为了遏制竞争对手的中国土烟，北海洋关有千万条理由禁止云南烟土运进，使洋药成为毒害南路人民的专利品。 
    对待华洋进出口商的政策，北海洋关出于主观随意性而制订出截然不同的规定。洋商进出口的洋土货，只纳一道关税，免纳中国过境税厘金，华商输出的土货，“须纳(关)税又纳厘(金)。”至于货物托运，华船洋船亦有手续繁简区别。华商向华船托运，不但要受洋员特别严格的检查；更要受中国厘金税官的再查验和挑剔留难。如果由外轮承运，中国厘金厂则“不能派员到洋船查验。”有此方便，谁肯由华船托运呢。洋关这种规定，不久便把华人航运业成功地挤出历史舞台，北海港的客货运输，完全由挂着外国旗帜的轮船所垄断了。 
    中国的海关“常关”自有洋关之后，形同虚设。根据1901年(光绪廿七年)《辛丑条约》“常关拨归海关税务司兼理”条文，北海常关必须惟北海洋关派驻的洋员之命是从。北海常关只不过是北海洋关的点缀品而已。 
    领事遥控 
    自1877年(光绪三年)起，北海外国侨民以英国人为最先。外侨身份分别是北海关税务司和海关职员、领事馆官员、商务或船务代表、传教士、医生等及其家属。外侨人数以法国人为多，而德、美、意、葡、比、奥、丹、瑞士、挪威等国长驻的多属商务人员，据统计，开埠初至光绪中后期，北海外侨长住的有、英人l9名，法人l3名，德人8名，葡萄牙14名，安南人12名，“若丹(麦)、美、瑞士、挪威等各l名，共西人70名。”但这是极不完全的统计，因为还有他们的家属以及外籍传教士和教徒“约300名”(法籍天主教约占60％)未计在内，这就是北海作为南路驻有众多外国领事馆的前提。 
    在北海设领事馆的有：英、法、德、奥、比、意、葡、美等8个国家。其中以英国设立于1877年(光绪三年)为最早，以法国存在至1950年为最久。有些国家因种种原因未在北海设有馆址和派员来驻，而是委托本国或者他国驻香港或驻北海的领事馆代办北海领事职能。其中比利时和意大利2国的北海领事职能是由各该国驻香港领事兼管的；奥匈帝国、德国、美国的北海的领事职能则委托英国驻北海领事兼办；葡萄牙则委托法国驻北海的领事兼理，无论有否驻在馆址和官员，均受驻香港各该国华南总领事馆级别高一等的领事官节制。所以说北海各国领事均受香港总领事的遥控。 
    工潮应援 
    1925年6月19日，香港工人为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五卅”运动举行政治大罢工，23日，广州工人也响应罢工斗争，随即在广州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工人武装纠察队分别进驻到广东沿海各港口，严密隔绝与香港的交通。北海人民积极行动配合这一爱国主义运动。6月20日，北海码头工人率先组成“北海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在刚刚结束的抵制日本货运动的基础上，重新掀起抵制英国货和日本货的高潮，学生也配合武装巡查港口，禁止任何船艇接触英、日货轮装卸货物。7月，“北海各界民众后援会”成立，捐毫银2千元支援省港大罢工。l2月25日，英轮“陆逊号”自香港开来，视北海罢工纠察队制止卸货，被迫返航。从此，香港北海航线停航近一年之久。 
    1926年1月，驻北海的国民革命军陈铭枢第十师函请“广东省罢工委员会”增派工纠队员前来加强口岸管制，省工纠队派黄镜如等一行数人抵北，及时制止入口英轮卸货和英、美女传教士各一名上岸。3月27日，北海各界万人举行“援助省港罢工周”大会，第十师政治部主任李笠农、参谋长戴石孚和省工纠队队长欧兆辉等先后发表演说。会后大游行，同时募捐大洋2千元支援罢工委员会。 
    北海人民支援省港大罢工的反帝爱国行动，由码头工人率先发起，到学生、商人及各阶层市民；最后得到爱国军人的参与和支持，斗争持续近一年。说明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与内地之间，政治经济神经网络的利害痛痒是何等敏感。 
    三、对北海军事干涉的桥头堡 
    英国对北海口岸区的军事干涉，均以香港为桥头堡，百多年来，对我领海主权的侵犯有纪录的不下l0次；甚至直接派遣武装部队到广东内地，借“保护贸易秩序”为名，杀害我人民，烧毁我村庄。北海口岸区内亦有英国派驻的将军“主理军事事务”，这段未为世人所知的惨痛历史，是因为腐败无能，引狼入室的清朝政府是始作俑者，故有意紧捂盖子，企图把屈辱外交的丑史从史页中抹去的缘故。 
    测量领水 
    咸丰元年(公元l851年)英国商船“伊兹亚”号在船长可尔率领下，未经我政府许可，潜入北部湾进行海道测量；同治六年至七年(公元l867--1868年)，英国军舰Pifemau号由司令RofaidomJ?W率领，对北部湾进行持续一年的海道探测，并作详细记录：“蛇洋洲北面又西66 o 约l5里有涠洲岛……昔有兵船停泊此处……距涠洲角北又西51o58里有白龙角……”并以比例1：56750制成海图。光绪三年至五年(公元1877--1879年)，英国军舰Mogaie号在高级将领纳皮尔和纳格皮率领下，对北海港区水深千米以内海域及岸线进行测绘，海图比例l：56750，定名为《北海停泊区》。光绪廿七年至三十年(公元l901--1904年)，英国军舰Wateyiten号先后在不同舰长率领下多次测绘包括北海港在内的《南海各埠海图》。 
    民国时期的1922年，中国海域测量权始从英国人控制下的海关“划归(中国)海军管理。”北部湾海图是从外国人出版的有关海图资料翻印的。 
    军事干涉 
    从外国档案中发现，光绪十八年至廿七年(公元l892—1901年)时期内，广东沿海地区的“治安”，曾由英国将军们划片分管，中国地方武装由他指挥，任务是“清剿”在中国的北海至汕头与香港之间境内“整个海岸线的海盗。”中国境内的“海盗”竟然劳烦英国将军前来座镇清剿，岂非咄咄怪事! 
    原来据说“海盗”们干扰了香港与内地的“法律的和秩序的尊严”。其中一位在19世纪70年代“知名”的Ya0将军，在广东沿海的辉煌“业绩”，是“日日夜夜进行杀害(人民)和烧毁村庄，直到整个汕头地区即他负责区彻底平靖为止。”在英国殖民者辞典里，中国“海盗”的定义，是类似广州三元里武装对抗他们的义民，足以说明广东沿海武装反帝活动强大到使一丘之貉的英国人与中国地方官僚非联手对付不可的地步。 
    北海口岸以廉州为政治首府。这个南路“声明文物之邦”，虽然比汕头地区远离香港，但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印象里这里的“居民就曾经有一个不好的名声，而且不容置疑，在某种时候，纯朴的渔民也不一定不是潜伏的海盗。”根据这种逻辑推理，他们有十足理由在北海口岸伸进军事魔爪了。与上述同时期内，“(北海)的军事事务军是由chen_tai(原注：一个英国将军)主理的，他的司令部设在廉州府城。” 
    英舰入境 
    光绪廿六年(公元l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爆发，9月2日，英国巡洋舰“舞鹤”号从香港开抵北海，散发英国驻华总领事给北海的英国侨民公开信，略谓如果你们愿意离开这块麻烦的地方的话，可以立即随军舰撤走。结果无人愿意离开，主要因由是北海未受到义和团的任何干扰，9月3日该舰起锚返航。同月，法国巡洋舰“河内”号从海防开抵北海执行同样任务，结果相同。 
    民国元年(公元l911年)1月18日，廉州革命党人接管了清朝廉州府和合浦县政权，成立“军政分府”。驻北海的第二十一营清军乘机抢掠外沙货船，外国侨民均集中北海洋关作武装自卫。之前，有英、法、德三国各派战舰一艘前来接侨。军政府代表庞玉珊约见各国驻北海领事官，宣布：民军有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安全之责。外舰停港三日，因外侨无一人愿走而离去。 
    1926年8月17日，持续一年的北海各界支援省港大罢工运动刚刚结束，英军舰一艘从香港开来，在北海航道外无故拦截他国商船，因北海市民集会抗议而离去。 
    四、北海人较先从香港引入先进科技 
    香港在百多年来给予北海消极的影响居多，应该也有某些正面的效益。那就是在科教文卫领域内，较先输入西方先进技术，使北海成为南路物质文明“开风气之先”的商埠，从而培养了较多的电器和机械技术工人，形成一支令市民欣羡的“机器仔”队伍，他们的组织“北海机器工会”，在北海社会活动中，与“码头工会”同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持续到1949年解放前夕，是促进北海早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股动力。 
    机器生产 
    光绪廿六年(公元l900年)，英资“怡和公司”在北海开业，附设高德锯木厂，从香港购进一台英国“格拉斯哥”的园盘式锯木机，由内燃机带动，专为进口的“红毛泥”(水泥)加工包装桶板；也为“东洋车”(黄包车)加工车厢木板和拉手材料，原料均属北海资源丰富的松木和樟木。这算是北海自动化机器生产的发轫了，因此哄动许多市民前往看“新样”，啧啧称奇，前辈说：“锯木不用人拉锯，番鬼佬确有本事。” 
    30年代，“广盛兴”布厂是最先用机械织布的私营工业企业，机械是从香港进口，聘请的机械师是从香港“出师”的广州人。从缫纱、布经纬到织造都半自动化或自动化，产品是手工无法生产的斜纹布，畅销北海口岸区，抗战时期，因设备内撤而停产。这是北海首家较有规模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解放后，机械设备全部投资公私合营。 
    官商合办的三合口农场的机械化垦殖，是l936年从香港一台美制履带式拖拉机开始的。这台机械从地角沙咀登岸，曾开经珠海路，机声沿路引发好奇人们轰动。笔者少年时曾目睹此“怪物”，至今记忆犹新，1956年随团参观“三合口国营农场”，曾见到此台机械报废的残骸。 
    电灯电报 
    宣统三年(公元l910年)，北海英国教会内院已用电灯照明。电机是由香港教会赠送的。民国八年(公元l919年)，北海和合浦商人集股l．5万银元向教会洋人创办的“保兴电灯公司”招顶电机设备，改组为“廉北电灯公司”，是电灯进入北海家庭之始。因该发电机功率太小，未能满足日益增加的用户需要，后来向香港增购新机扩充业务，发电厂由民建街迁至中山中路双水井附近。l920年，军阀混战，云南“红头军”入境，见电灯有不用油、吹不灭的好处，即用刺刀割下拟作夜行军之用，结果电灯灭而人触电。这个插曲说明开放与闭塞不同地区，人们的智商相差何远。l931年，商办“珠光电力公司”因北海商业鼎盛，经济发达而应运而生，筹建期间，陈铭枢将军通过香港的私人关系向德国名厂西门子公司订购发电量150千瓦的发电机，成为南路地区最先进的发电设备，直到解放初，北海都靠此机供电。 
    北海电报通讯滥觞于光绪十一年(公元l885年)2月，属官办的“北海电报站”，同时兼办廉州电报业务，这台至今属原始的有线收发报机由外轮从香港运进。适值中法战起，法国军舰封锁北海港，电报非常及时地为北海防务与省宪军情联系发挥了重大作用。 
    电影电话 
    民国四年(公元l915年)，北海人已经看到电影了。放映地点是在今人民剧场(原称“晒香坡”)的旷地上，放映单位是英国教会，从香港带来的手提式“影画机”与黑白默片，放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地纪录片。不管主办单位动机如何，它首先把北海人的视野引向了世界。l924年，中山东路一所家庭式的“世界影画院”创办，是北海首家商业影画院，最先上映上海明星公司默片《西游记》和《孟姜女》。1930年，“明珠电影院”在文明路开业，取代了“世界影画院”，由默片进到有声片。这两家影院的电影机，前者通过“广州会馆”，后者通过英国教会的关系，均是从香港购进。1936年，中山东路的“娱乐戏院”开办，电影机质量比“明珠”先进一步，“明珠”遂被取代，这是如今人民电影院的前身，l956年公私合营，命名为“人民电影院”，电影机更新，通过私商弄手脚，冲破英国对新中国的禁运，从香港购进英国最新产品，当时被认为是广西最先进的电影放映机，后被调往南宁。 
    1931年，北海商会成立“北海电话所”，架设市内和通廉州的电话线路，电话机是从香港进口的西门子产品，为北海民用电话之始，抗战时期，作为接收冠头岭上警戒涠洲岛日军舰艇飞机活动的边防“监视哨”的信息中心，及时发出防空警报，以减少伤亡，起到了“顺风耳”和“保护神”的作用。 
    汽车电船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l906年)，钦廉道王秉恩草创廉北公路。辛亥革命后，由钦廉道郭人漳开通，次年，从香港进口美国“福特”轿车一台，由北海开往廉州，北海公路汽车发轫于此，但尚属特殊阶层的奢侈用物。1924年北海至南康公路和北海至廉州公路先后创建和扩建完成，商办“珠靖汽车公司”和“普益汽车公司’’相继成立，投入营运的汽车均由香港购进的美国“福特”产品，至此，北海寻常百姓都能坐上汽车了。 
    1919年，商办“廉北内河航运公司”成立，开辟廉州至玉林船阜的南流江航线，营运工具是高德造船工人建造的木壳内燃机动力的“电船”，使许多外国侨民深感惊奇和赞叹。可见在60年前，北海的造船和动力安装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了，这不能排除香港作为技术内传渠道的事实。 
    消防器材 
    北海市的消防组织，是由“广府行”的广仁社牵头、本地商家襄赞，于宣统年间与北海商会同时成立的，消防工具主要是两台佛山产的铜质柜式手泵喷水“救火车”，四个没有滚珠轴承的铁轮，需多人推动，如蚁爬行，相当笨重，喷水需l0个壮汉操作，喷射水柱不足l0米；其余是铜制“喷枪”和水桶。消防人员是非专职脱产的青壮店员，称为“义勇消防队”，遇有火警，闻哨子声即速集中商会出动，个个积极主动，急公好义，精神可嘉。始终因落后的消防工具，不足以消弭随日益繁华商业而起的频发火灾。1931年，珠海中路“广生财”大火，烧毁店铺l0家，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于是消防工作便提到商会的议事日程。“广州会馆”从香港购进一台英国产的电动灭火机，一人可以拉走，轻巧而且起动灵敏，水柱有效射程达30米以外，还配套帆布水管和接头等一批器材，还取代了原始式的“水柜”。从此，北海消防器材步入现代化门槛。此台灭火器一直存放“广州会馆”内，1941年“三三事变”被日本寇军抢走。 
    五、“欧风东渐"的“窗口” 
    北海早期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与科学技术受“欧风东渐”的较先影响，直接风源是香港。这种欧风，催化孕育了北海人除了学会奢侈，懂得享受的生活方式，还造就了众多善于经商的“善贾”，同时具有比较开放的意识和对新事物敏感等特点。 
    衣食文化 
    20年代初，在两广南路，最先着西装革履、旗袍和连衣裙，男士发式留两分头，女士留短发熨发的是北海人。新娘着婚纱，用汽车洋鼓迎亲等仪式，亦同时期在北海的宗教界和知识界中开创先例。抗战胜利后，北海与香港恢复了断绝整整8年多的海运交通。港式时装首先在北海英国教会所属的“普仁医院”(市人民医院前身)护士小姐们的身上作“样版”的展示，被仿效推广；直到60年代至80年代，北海社会色泽单调、式样统一的服装，惟有在人民医院护士“女同志”身上的“奇装异服”略能窥见香港时髦服饰的豹斑，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 
    北海是著名的粤菜区。在辛亥革命前，已经有能做西餐西点的北海厨师为北海洋关的洋员服务了。传统菜肴一向所未有的佐料，如咖喱、噫汁、果酱，饮料如咖啡、奶粉、柠檬水、汽水等等的传入，又使原本已够丰富的传统菜谱增加了新的品味、人们熟知的：“咖喱鸡”、“牛扒”(佐料“噫汁”)，西点“多士”、“萨骑马”等等在北海第一次口岸开放前是没有的。 
    开放改革以来，国外食品如腰果、夏果等由香港传入，更为北海饮食文化增添新锦，这是后话。 
    但是，北海粤菜师傅的传统手艺，例如做海味菜肴，香港师傅亦曾自叹不如，一些大酒家曾派人前来取经，这是若干年前的事了。 
    北海茶楼酒馆等在早期口岸开放时起，一直相当发达，相辅而兴的“酒房”遍布，民初诗人林朱赞名句：“工商发达推茶肆，米珠酿户出新醅”是中肯的写照。茶楼的经营模式，固然以“广府”为样板，但从20年代开始，一些新设施和服务制度，却是从香港引进的，例如卡位设施，是香港茶楼老板从尺土寸金的有限面积中提高茶厅使用率想出的办法，在大庭广众的餐厅中，用卡位代替厢房，为情侣们另辟一块小天地。北海茶楼最先仿效的是珠海楼，继有上海楼。珠海楼的卡位原件是向香港结束的茶楼承顶而来的，抗战胜利后，许多茶楼都普及了卡位设施。 
    教育传媒 
    南路的小学设立地理、算术和体操新课程，是由北海英国教会于光绪十二年(公元l886年)创办的“义学”开始的。光绪十六年(公元l890年)，该教会续办女子学校，面向社会招生，初期仅招10名，是女子入学滥觞。在封建主义礼教束缚下，一向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妇女，第一次走出深闺绣阁，进入学校的殿堂，是件轰动性的社会新闻。 
    光绪廿四年(公元l898年)，法国天主教会开办专授中、法两国文字的“学堂”，是北海的外文课的发轫。 
    光绪廿七年(公元l901年)德国基督教会开办“德华学堂”，授中、德文字、男女生兼收，这是开男女生同室上课的先例。 
    北海公立香坪两等小学的算术和地理体操新课程，显系步外国教会后尘，于光绪卅四年(公元l908年)才设立的。 
    1939年至l941年，广州、香港先后沦陷，受英国香港教会资助的“圣三一中学”由广州迁来北海，填补了战时北海无中学的真空(原一中内迁浦北长塘山)，为北海战时教育作出了贡献。 
    北海之有报纸，应追溯到光绪廿九年(公元l903年)的《东西新文》了。这份报纸由德籍传教士编辑，北海德国教会附设的印刷厂印刷，讯息新闻来自香港的一家小报，专门摘载省港各报新闻和重要社论，属周刊，发行l800份。它存在仅3年，但却能使到因闭关锁国而闭目塞听的北海人耳聪目明，第一次接触世界，其历史意义不谓不大。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该教会又创刊《觉民报》周刊，发行1500份，免费赠阅，主要是报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关战事新闻，新闻来源于香港的德文报纸中译版，1919年，随着战争结束而停刊。 
    卫生体育 
    晚清时期，北海是有名的一号病源区，固然因为环境卫生太糟，但疫源主要是由越南和香港传人的。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3月初，北海流行一种叫疬子疫”(颈淋巴结核的鼠疫)，“死人不少，但未及光绪十年(厉害)，”“疫源可能是2月在广州、香港传入”的。这是当时一位专门前来考察的鼠疫研究专家、著名医生J?H?Lowry所说的。之前，每年都有令人“谈虎色变”的疫病发生。J先生说：“没有一个居住在北海的欧洲人染上这种病，虽然那时(笔者注：l884年以前)他们亦住在简陋的中国房屋中，证明疾病发生是由于贫民窟的个人不卫生所引起的。” 
    光绪廿七年(公元l901年)，“广府”商人的慈善机构“太和医局”成立环卫管理机构“北海洁净局”，才有专人打扫街道，这无疑是深受西方侨民卫生文明的启发，疫病来势虽有减弱，但又新发天花疫病，北海人仍未摆脱二大杀手的威胁。30年代末期，街道和下水道辟建，环境卫生改善，疫病才基本停止，证明J先生认为“下雨时污物流人屋内排不出去”是病源孳生地的结论是对的。 
    光绪十二年(公元l886年)，北海英国教会“中华圣公会”创办“普仁医院”，同时于隔邻(今三小)附近设麻疯病院。初期有病床80张，其中40张为麻疯病床(当时全市麻疯病人300名，收容仅1／4)。拥有各种新式医械和x光透视设备，成为钦廉地区最早最完善的综合性西医院。开办2年，病人由怀疑到信赖，到l891年，年诊治病人达8千人次，以后逐年增加。对于而今属简单手术如割阑尾，剖腹产等，当时被看作是神奇。但您可知北海有这种见识，比内地人却是早了若干年呢。 
    北海市皮肤病院的前身“普仁麻疯病院”原设于“普仁医院毗连”之处，三个麻疯村(茶亭、赵屋岭、苏屋村)的病人“渐入菜市街道行动，传染之害，与虎何异。”人民反映强烈，故于1931年把麻疯院迁建于今金海发电厂附近。关于麻疯院迁址问题，曾有一番周折，待用另文介绍。这两所由香港教会拨款兴办的医院，多年来为北海社会作了不小贡献。而当时的“广东省民政厅”对外国教会做了本国政府不能做的事，还说是道非：“惟救济事业，完全依赖外人，究属非是。”反说人家喧宾夺主呢。稍后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法国医院”，无论规模和设备都比不上“普仁医院”。 
    北海所以成为广西的“足球城”，是足球运动的历史，与口岸第一次开放同步之故。自从北海有“洋关”，洋员及外侨日益增多，“洋关”的高级官员的别墅里(今中山东路外贸宿舍旧称“波楼”)有专用的网球场，高墙禁囿，平民无法一睹。惟有下级洋员(含外轮海员)们普及的足球运动，非“波楼”外的旷地不可。足球便成为市民们经常看到而喜爱仿效的一项体育活动，推而广之，由教徒到文化人，再到中小学生，都成为足球爱好者，有些人竟成为出类拨萃的选手，抗战前夕，外轮海员经常与北海足球界进行友谊比赛，场面热烈，大饱市民眼福。而今，当年足球精英仅剩林锡光先生健在了。在当年，作为小学生的笔者也是足球爱好者，在战时艰苦岁月，足球只能用柚子作代用品，可见足球运动曾是风靡北海社会的一项运动。这种传统与香港吹来的“欧风”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