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研究与开发

包驰林 罗活兴 唐岗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中国船舶自徐闻、合浦开航至印度、开罗等地，这是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其实在此之前，民间早已开辟了这条通道，而且数千年来历久不衰，这是中外经贸和文化交流史上辉煌的一页，其影响和作用并不亚于陆上的“丝绸之路”。
    由于过去中外学者对海上交通的研究偏重于航线和古地名的考证，还没有系统地专门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及影响，以及它在中外关系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但近十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海外乃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开发和利用都十分关注，九十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到中国组织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和泉州召开，福建泉州以高规格的学术活动与政府行为相结合，成功地发挥了南宋时期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优势，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并与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通商国开展商务和旅游往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近年来，广东省已开始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与开发，并组织部分专家签字认定“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并与福建泉州达成共同筹办“中国南方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合作意向，取得共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中国南方港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共识。而作为有史可查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广西合浦，由于研究宣传、开发不够，正逐渐被世人所遗忘。为加强对合浦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研究，我们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取得了成果。
    一、文献记载合浦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斋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史籍中关于中国官方商船从中国南部港口至东南亚各国进行商贸活动和海上航路的最早记载，也是合浦第一次对外大开放，合浦是有史可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根据考证，当时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主要有：印度尼西亚(都元国)、缅甸(邑卢没国、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印度(黄支国)、新加坡(皮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已程不国)、罗马帝国(大秦)等国家和地区，如在印度尼西亚的东苏门答腊帕塞马高原巨石文化遗迹中，发现了西汉的雕像和浮雕，此外，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的一些古墓中，除了五铢钱外，还有中国汉代的陶鼎(底部有西汉元帝初元同年的纪年铭文)、陶魁等③，在北海合浦凸鬼岭汉墓④和望牛岭汉墓⑤就分别出土了两件陶鼎和两件铜魁，说明汉代北海(合浦)与印度尼西亚关系密切。而在合浦汉墓中出土的陶器、玛瑙、琥珀、水晶、玉器和黄金等1000多件文物，其中玛瑙、水晶、琥珀等饰物，经专家考证，就是由海外传人。
    二、合浦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原因
    (一)地理位置优越
    秦始皇在征灭六国后，自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起，发动了“秦戍五岭”对百越族的军事征服活动，遇到了当地越人的顽强抵抗，由于交通不畅，粮草供应不上，进军很不顺利。秦始皇命令“以卒凿渠以通粮道”，开通了历史上著名的人工运河——灵渠。灵渠开通后，秦军得到了粮食和兵力的补给，经过数年的艰苦征战，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合浦属象郡所辖。由于灵渠的开通，连通了湘江、桂江、珠江，使合浦可以上朔南流江、北流河与这些水系贯连，真正成合总江口，成为江河汇合之地，为合浦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可能。
    继秦朝后的汉朝，是经济文化军事强国，其主动开辟两条对外贸易路线：在北方开辟陆上丝绸之路，在南方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既促进自身的发展，又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政府平定南越国，设置九郡，并设置交趾刺史部总领各郡，合浦郡为九郡之一，其下辖五县，即徐闻(今广东海康县)、高凉(今广东茂名、电白一带)、合浦(今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玉林市等)，临允(今广东新兴县)、朱卢(今海南琼山县境)①。据有关专家考证，西汉时期合浦郡治即在合浦县，合浦县已经成为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
    合浦是汉王朝国土最靠南部的地区之一，汉合浦港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不仅具备了水深、避风、便于船舶停靠的有利条件，而且还有以南流江水系构成的货运通道。当时中原内地、云贵高原的货物，主要有三条通道进入合浦郡境内：(1)湘漓水道。自秦始皇开凿灵渠后，此道便成为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要道。沿长江水系由湘江过灵渠进入漓江，途经桂林、昭平、梧州，再由梧州逆浔江而上，经北流河到达玉林平原地区，过桂门关后，沿南流江到达合浦港口。(2)红水河水道。红水河古称牂牁江，上源有南、北盘江。两江相汇后，经天峨、来宾到达郁江，溯郁江而上至贵港，又陆行进入玉林，再沿南流江到达合浦港口。云南、贵州乃至四川的货物当时均可经此道输出海外。(3)左、右江水道。右江水道源自驮娘江和云南东面的西洋江，两江相汇后经百色、田阳、田东，于南宁地区与左江相汇；左江上源由流经越南北面的红河，黑水河构成，两河汇合后经龙州、崇左、扶绥到达邕江。自邕江顺流至横县后上岸陆行至灵山一带，再从武利江经南流江到达合浦港。汉代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还相对较低，当时既没有指南针，而且船只的抗风浪能力较差，续航能力也有限，为了减少风险和避免迷失方向，只能采取沿海岸航行的办法，并且尽可能走最便捷的航线。因此，汉王朝前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等地的贸易船只，从国土最靠南部的合浦沿岸等地区出发，是最便捷的。所以，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合浦成为汉代最早开展远洋贸易地区的重要原因。
    (二)合浦及环北部湾沿岸民族与中原民族和东南亚民族关系密切
    先秦时期，中国大陆南方沿海的百越等族不断从海上南迁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⑥。东南亚一些民族具有干栏式建筑、铜鼓、铜锣、文身、猎首、食人肉等文化特质⑦，也可以在古代环北部湾沿岸及其附近地区的越族中找到。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也认为“现代的华南，尤其是东南区的人民还有几点体质特征和马来族相类似，历史上记载的东南区古越族也有些风俗和语言与马来族相联系，再加以两方发现的有史以前的古物也很相像，这几点都能证明这二种民族之间应是有关系的”。⑧由于东南亚某些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和合浦的古代越族有渊源关系，加上“越人便于舟”，当地越族就可以“以舟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经常航行到东南亚地区了，这就为汉开辟以合浦沿岸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打下了基础。
    (三)又化的发展为合浦对外开放提供了条件。
    公元前233年，秦始皇为了开发疆土“乃使蔚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⑨“南征百越诸君”⑩。统一岭南后，把原来南下的50万大军留在岭南“适戍以备之”，还征调l5000名“妻无夫家者”，“以为士卒衣补”。此外还强迫大量劳动人民南下，与“百越杂处”，这样不但充实了边疆，巩固了国防，而且还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到了汉代则有更多的人南迁到合浦。西汉初年，合浦属南越国范围，南越国首领赵佗建立南越国后，采取“和集百越”政策，即采取了让越人参加管理，尊重越人习俗，鼓励与越人通婚等手段，促进了汉越文化的融合，增进了汉越民族间的了解，并使汉越民族的隔阂有所消除。东汉一些人随军南征，留家合浦；一些人被流放到合浦⑿；还有一些人因避战乱也迁到合浦。南迁的贵族官僚，由于文化水平高，对于开发合浦当地文风，促进文化融合起了很大的作用。南迁的汉族平民百姓，有熟练的劳动技能，如耕田、烧制瓷器、冶炼铜铁等，这些技术在这里传播和使用，大大地促进了合浦文化的发展，为合浦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条件。
    (四)海流奠定了合浦港最佳始发港地位。
    西汉时期，指南针技术尚未应用于航海事业，风帆也未出现，航海主要也必须利用海流。而自古至今受地形影响的环北部湾冬半年与夏半年方向不同的海流又决定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期可选用两条不同方向、不同路线的其中一条航线组织船队航向“海上丝路”第一段航程的目的地金瓯角，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明载的“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即从合浦始发后经过徐闻过海沿着海南岛西海岸过东京湾到越南驶向金瓯角的航线和“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即从徐闻始发后经合浦(或直接从合浦始发)再到日南并沿越南东海岸驶向金瓯角的航线。这两条航线的重要始发港均可是合浦或徐闻，然而，泰国湾冬季所出现的逆时针环流的时间性及重要性而使得每年十月开始的冬半年海流(即合浦始发线)与之时间极为吻合，加之货源丰足及内陆运输发达等原因更使得合浦始发线成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佳选择的主线。同时，夏半年形成的环北部湾逆时针环流使得此航线既可从徐闻始发又可以从合浦始发。既可以从越南返回徐闻亦可以从越南顺海流返回合浦，又因“商人由廉州海门启程扬帆，顺北风只需要几天就可以抵安南”，而返程时“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交人之来，自其境永安州，朝发暮到……”，徐闻却需“风起之前10天左右，船队顺北部湾环流航行至北部湾北端的合浦港候风”并于风起时“从第二候风港合浦出发”，其实质又是集中货物于合浦再候风始发。同时“在西南季风期内从徐闻入海，船舶在北部湾转一圈后仍然会被北部湾环流带回到始发港徐闻”也说明夏半年合浦港的始发作用，故此，合浦港实质上成为西汉时期重要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佳始发港。古合浦港的最佳始发作用又因其后的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凿通了白布峰腰后船走“马援通道”而显得更为重要。
    1．从合浦港船行两个月即到达金瓯角。“西太平洋的潮波，受地形的影响，经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传入南海时分成两支：一部分向台湾海峡传播，大部分沿华南大陆架作弧形方向传播，在汕头至湛江沿岸形成一股常年的西南恒向海流；在北部湾则形成一股西北向的海流”、“粤西海区受大气环流和季风影响，秋季盛行东北季风，春末至夏季盛行西南季风。南海10、11月为东北季风可能发生期，l2～2月达到鼎盛期，3、4月为可能发生期；西南季风5、6月，9、10月可能发生，7、8月为鼎盛期。受季风控制，南海北部海流秋冬呈西南方向漂流，夏季为东北方向漂流并在北部湾形成环流”。每年十月从合浦始发的船队即可顺风顺流通行无阻地穿过北部湾再沿着越南东海岸航向金瓯角，这段从合浦到金瓯角的“第一段航程”据后来的实测“海流流速每小时为0．3～1．5海里，通常为0．5～1海里”，因此，从合浦始航后两个月即到达金瓯角。到达金瓯角时正是12月至l月的冬季时期，刚好碰上泰国湾的逆时针环流，有利于继续航行。
    2．从金瓯角到马来半岛南端也需时两个月，再到都元国还需十多天时间。“泰国湾冬季有一股逆时针的环流，北半部流速每小时约0．4—0．8海里，南半部流速每小时约0．5～1海里，西汉船从金瓯角出发，顺泰国湾环流及南海冬季海流沿岸行驶，经马来半岛东北岸到达马来半岛南端今新加坡一带，这一段航程按流速推算约需近2个月的时间。”这一段路程的关键是泰国湾的逆时针环流出现在冬季，因此，从中国到都元国的船队以冬季过泰国湾为最佳时段，而都元国到中国的船队也可于冬季顺这逆时针环流返程，航行到交趾时等西南季风起返回合浦。
    3．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共长650海里，全年都有一股西北向的恒向海流。在南海及北印度洋的东北季风期间(12月～2月)，这股恒向流最强；在西南季风期间(6月～8月)，这股恒向流最弱。海峡流速约为每小时l—2海里。因此，西汉船队利用海流，10多天可以到达都元国(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北部)。
    综上所述，从合浦至都元国的航程约为3400海里，船队航行需四个半月，加上沿途的生意、补给及等候、避风等因素，所需时间即达五个月左右。完全符合《汉书．地理志》1671页“白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五月，有都元国……”的记载，上述记载也正好印证了合浦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西汉时期的始发港。
    三、合浦汉墓群实证合浦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浦汉墓群，位于今广西合浦县城廉州镇东南郊，现存汉墓有近万座。近年来为配合地方经济建设，经文物考古部门清理发掘了汉墓近五百座。墓葬年代以两汉为主，有少量是两晋或南北朝的，其中以东汉的居多。这些墓葬如未被盗扰的一般都有琉璃、琥珀、水晶、玛瑙、绿松石、肉红石髓等佩饰品随葬，这些出土文物，应与汉代海上交流贸易有关。现将藏于合浦县博物馆和广西区博物馆的部分较典型的这类藏品归纳分类，剖析如下：
    (一)琉璃：有佩饰品、生活器皿两类
    (1)佩饰品：l971年望牛岭一号西汉墓出土穿珠653颗，算珠形，半透明，深蓝色，1976年县罐头厂区十二号东汉墓出土穿珠26颗，圆珠形，半透明，粉红色；l978年北插江盐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穿珠14颗，有棱柱形，网坠形，扁圆形，透明、紫色，另有腰鼓形、浅蓝色，透明度很高的耳珰2颗；l984年平田一号东汉墓出土串珠458颗，算珠形，不透明，绿色；1988年母猪岭一号新朝墓出土串珠63颗，算珠形，有紫、蓝、黑、褚四色，不透明；1992年凸鬼岭十七号东汉墓出土穿珠l428颗，湖水蓝，半透明，算珠形；l984年凸鬼岭一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环两件，深蓝色，半透明；l971年望牛岭二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璧一件，蓝色，正面饰方格纹；l985年文昌塔一号西汉晚期墓出土龟形器一件，翠绿色，椭圆形，有四爪头尾。
    (2)器皿：1988年红岭头三十四号西汉晚期墓出土杯一件，深蓝色，半透明。杯圆形，圜底，腹部饰凸弦纹一周；l988年母猪岭一号新朝墓出土碟一件，湖蓝色，半透明，圆形圜底，口微敛，腹部饰凸弦纹一周。
    (二)琥珀
    (1)1971年望牛岭一号西汉晚期墓出土佩饰片5件，内圆钮形2件，扇形l件，篮形1件，蛙形l件。印章l件，龟钮。
    (2)1975年堂排一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珠饰、印章等六件。其中珠三件，一件半球形，二件腰鼓形。圆雕狮子一件。印章两枚，一为正方形，蛇钮；一为半球形。
    (3)1978年北插江盐堆一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珠饰，耳珰等17件。内圆雕狮子2件，腰鼓形耳珰2件，半圆形印章1件，其余为南瓜形、棱柱形、圆珠形珠饰。
    (4)1992年凸鬼岭三十号B东汉墓出土8件，内圆雕狮子、青蛙、鸟各一件，腰鼓形耳珰2件，半圆形印章1件，其余为圆珠形、葫芦形、南瓜形、棱柱形穿珠。
    (5)1990年黄泥岗一号新朝墓出土圆雕狮子、坠形器各一件。
    (三)水晶 
    (1)1971年望牛岭一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穿珠27件。颜色有无色、蓝色二种；形状有网坠形、圆球形、六棱柱形、六棱珠形、不规则形等。
    (2)1975年堂排二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穿珠l9件，有无色透明、蓝色，形状有管状、六棱柱形和不规则形。
    (3)1988年红岭头三号新朝墓出土串珠10件。内紫晶橄榄形l件，黄晶不规则形2件，其余为无色透明，不规则形。还有微型圆雕龟l件。
    (4)1990年黄泥岗一号新朝墓出土紫晶穿珠163颗，形状均为多面棱台体。
    (四)玛瑙
    (1)1974年北插江盐堆一号墓(西汉晚期)出土串珠31颗。其中紫红玛瑙、橄榄形1件，红玛瑙橄榄形l件，红玛瑙腰鼓形耳坠3件，灰黑色缠丝玛瑙橄榄形2件，其余均为红玛瑙，有橄榄形、网坠形、南瓜形、扁圆形等。
    (2)1971年望牛岭一号墓(西汉晚期)出土穿珠9件。内有红玛瑙算珠形4件；缠丝花玛瑙，橄榄形5件。另有黑花玛瑙耳塞(棱柱形)2件。
    (3)1984年3月文昌塔l53号墓(东汉)出土穿珠l7件。其中红玛瑙菱形4件，圆珠形l件，橄榄形5件，缠花玛瑙橄榄形7件。
    (4)1994年凸鬼岭十七号墓(东汉)出土穿珠35件。其中，黑花玛瑙，橄榄形8件，红玛瑙菱形10件，葫芦形1件，其余为网坠形。
    (5)1988年红岭头三号墓(新朝)出土红玛瑙圆雕狮子一件；l992年凸鬼岭二十二号墓(东汉)出土西红玛瑙(14)剑琨一件；1994年凸鬼岭一号汉墓出土红玛瑙戒指一枚。
    (五)绿松石、肉红石髓
    绿松石：(1)1990年五旗岭三号墓(东汉)出土串珠l2颗。蓝绿色，橄榄形；(2)1992年风门岭四号汉墓出土穿珠30颗。豆绿色，算珠形。(3)1992年凸鬼岭三号汉墓出土鸟形圆雕2件，浅绿色。
    肉红石髓：1975年堂排二号墓(西汉晚期)出土串珠99枚。有橄榄形、六棱榄核形、算珠形、圆珠形。其中有微型圆雕狮子六枚、鹅五枚，小巧精致，形态生动。
    合浦汉墓群现存汉墓有近万座，已发掘的只有近五百座，以上介绍的仅十五座。从这十五座墓的出土文物情况看，随葬的珠宝不但数量大，品种多，而且制作非常精美。如琉璃器汉墓中普遍都有随葬，一般数件至数百件，有些甚至上千颗穿珠，色彩有深蓝、湖水蓝、绿、粉红、褚、紫、黑等，有透明、半透明，也有不透明的。形状有算珠形、圆珠形、棱柱形、腰鼓形等。水晶、玛瑙器随葬也很普遍，一些墓葬有数件、数十件至百多件。有蓝晶、黄晶、紫晶、烟晶，无色水晶，有西红玛瑙、黑花玛瑙(缠丝玛瑙)等，这些器物表面均非常光洁，晶莹透剔，色彩斑斓，熠熠生辉。尤其琉璃杯、碟、璧、环和圆雕琥珀狮子、水晶龟、肉红石髓狮子、鹅等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可以从中窥见这类器物，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而且其来源也非常充足。
    上述出土器物，据历史记载，本地不产这些东西。目前在考古调查中，在当地也未发现有关作坊、采矿的遗迹。那么，其源于何处呢?《汉书?地理志》提到汉武帝时派人下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据此推测，这些东西应是从海外泊来的。
    琉璃，现亦称玻璃，为人工烧制。《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条，谓大秦有琉璃。《三国志》卷三0备注《魏略》说大秦产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色琉璃。晋人郭义恭《广志》说：“琉璃出黄支、斯调(今印尼)、大秦、日南诸国。”又宋人周去非《岭外代劄》记述，大秦国、大食(阿拉伯)诸国出产琉璃。这些国家均是经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交通贸易的国家，所以向中国输出琉璃，并且在经合浦港时集散销售是可能的。
    琉璃作为反映汉代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之一，在海外学者的研究和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如，多年从事玻璃研究的美国学者彼特?弗朗西斯认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首先是在印度阿里满都(Arikamedn)生产的，这个地区是亚洲一个玻璃制造中心，兴盛时期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持续到公元10世纪。这类玻璃及玻璃生产技术沿海岸向东传播。斯里兰卡(已程不国)的曼泰(Mantai)自公元1世纪起也成为生产这类珠子的一个中心，并一直延续到公元l0世纪。泰国的克拉比(Kuan Lukpat)公元2～6世纪的遗址多出土这类玻璃，有可能当地已掌握了这类玻璃的生产技术。”据谭．夏里臣《1964年马来西亚最近考古发现》记述，在马来西亚各地也发现了大量的琉璃珠，绝大部分是中东产品。也有一些是来自中国的，时代是从公元开始或更早一些。“在柔佛(今新加坡)的一个相当于中国汉朝时代的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大秦出产的琉璃珠。”从上述材料中可看到，当时已是海上交通重要港口的合浦，不但从东南亚诸国、印度和斯里兰卡输入琉璃器，而且经过长期交往，很可能民间也逐渐掌握了琉璃生产技术。
    1988年广西区博物馆曾挑选一批广西汉墓出土的琉璃器(其中有部分是合浦汉墓出土的)作化学分析，以对其产地作进一步探讨。分析结果，送检的l6件器物标本，其中大部分是合浦汉墓出土的，有l2件属K20～Si02(氧化钾—二氧化硅)玻璃系统，含钾量较高，称钾玻璃。Na20～Ca0系统玻璃，称钠钙玻璃，是已被中外学者普遍公认为古代西方玻璃；Pb0～Ba0～Si0玻璃系统，称铅钡玻璃，则被认定为古代我国中原生产的玻璃，这种玻璃制作的珠饰，在春秋战国时开始出现。但合浦出土的玻璃许多含钾量很高，达到15.99％，成份与西方和我国中原的不同。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含钾高的玻璃从器物造型、纹饰、化学成份等方面来看“也可视为我国产品，也可能是两广的新产品，但也不排除外来的影响”。本地不产这些东西，很可能是海外输入的。暂且勿论这些琉璃器是外来的还是本地产的，这些东西在合浦汉墓大量出土，正是反映了汉代我国与南海诸国贸易的频繁和文化科技交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琥珀(Amber)《本草纲目》云：“虎死，精魂入地化为石此物状似之，故名琥珀”。其实是一种多成分有机质树脂混合物，由树脂石化而成。《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永昌哀牢夷(今云南西部)、缅甸北部和大秦国出产琥珀。宋人周去非《岭外代劄》也提到，注辇国(今印度南部)有“杂色琥珀”。西汉陆贾《新语．道基篇》云琥珀与其他宝石“择地而居”。琥珀的产地不多，现在我国主要产地只有东北抚顺煤矿的煤系地层，世界著名产地，主要在波罗的海沿岸，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挪威、罗马尼亚等国也有出产。英人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认为“琥珀是东西通商史上的重要物质。”在西方很早就把琥珀作为贸易商品。荷马《奥德赛》提到在公元前数百年腓尼基人曾渡过波罗的海做琥珀交易。大秦国向腓尼基人购买波罗的海产的琥珀，并以琥珀原材料制作各种工艺品，在当时价值非常昂贵，一尊琥珀雕成的小象比一名奴隶的价格还要高。合浦汉墓出土了多件琥珀圆雕狮子，狮子不产于中国，而产于印度、斯里兰卡、欧洲、非洲等地。当时罗马(大秦国)常从非洲及东方各省输入狮子供皇帝娱乐。所以合浦汉墓出土的琥珀圆雕狮子，可以确证是由海上，从罗马帝国经南海丝绸之路输入我国的。
    玛瑙、肉红石髓、水晶、松石玛瑙是胶体矿物，主要成份为二氧化硅(Si02)。魏文帝《马脑勒赋》云：“马脑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又《三国．魏志》、《唐书．拂林传》均谓大秦多玛瑙，宋人周去非《岭外代劄》亦谓大秦国土产“红玛瑙”。今柬埔寨拜林地区也出产玛瑙。玛瑙矿现代发现的很多，所以其价值已不高，我国的宁夏、山西、河北、云南等地都有出产，最著名的为云南保山县所产的玛瑙，但见于古代史籍的产地就不多了，所以古人往往把珍珠、玛瑙并列为“珠宝”，可见在汉代其来源并不广。我国许多地方的战国、秦汉墓葬中都发现有玛瑙，但以古代已是海上交通港口的广州和合浦等地的汉墓中发现最多，这应该说，与汉朝和夫甘都卢国、大秦国等的交通贸易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部分玛瑙源于中原的可能。
    水晶、肉红石髓、绿松石这些在汉代岭南地区未见有出产的记载。在1975年堂排二号西汉墓出土的肉红石髓圆雕狮子，与北插江盐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琥珀圆雕狮子造型很相似，说明很可能来自大秦国或已程不国。这些水晶、肉红石髓、松石佩饰物，也有相当部分是从南海丝绸之路输入的。 
    在这里，提出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汉墓出土文物。
    1.1978年北插江盐堆一号西汉墓、l995年北插江4号汉墓出土的金花球。两墓分别出土8件14件，金花球造型基本相同，直径l．2至0．8厘米，空心，外层用细金丝连结粟米大的金珠构成，非常精致。1996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鉴定，认为其造型风格是印度的，应是从印度输入的。 
    2.1971年望牛岭的一号西汉墓出土金饼两个，其分别雕刻有“大”、“阮”字样，是金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商品交易流通货币的重要物证。
    3．已发掘的汉墓，许多都有铜、陶质的燻炉(燃放香料专门用具)。如望牛岭一号西汉墓、北插江一号西汉墓、黄泥岗一号新朝墓、风门岭十号东汉墓均各出土一对铜博山炉(燻炉)。堂排M2B西汉墓出土铜燻炉一件，“出土时内有少量香料和灰烬”。这意味着汉代香料的使用在合浦已非常普遍。据韩槐准《龙脑香考》考证，汉时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盛产龙脑香。这说明汉朝从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商品中，也应有东南亚的著名特产——香料。
    4．堂排一号西汉墓出土的“胡人俑”(高28.2厘米)。此俑“竖眉，小眼，络腮胡。博衣大袖，领口袖口刻画有花”。状似舞俑，从面貌和服饰来看，都不象华南本地民族，而与“胡人颇多相似”。说明汉代合浦与海外国家民族之间文化民俗方面的交流。
    5．印纹、划纹和一般印纹上加戳印的陶器。已发掘的合浦汉墓，出土了大批陶器，其中有许多器表饰以印纹、划纹和印纹上加戳印的陶器，有罐、瓮、壶等。如：l975年堂排M2B西汉墓，出土的11件瓮，“在方格印纹上加圆形或方形、米字形、对角三角形印戳。”1984年凸鬼岭M201、M202西汉墓出土的l2件罐，其中Ⅱ式罐8件“外腹部拍印方格纹，但戳印纹饰不同，有对角纹、网纹或方格纹、米字纹”。合浦沿海一带发现许多古窑址，有汉、唐、宋、明、清各代的，说明合浦有制陶的传统。位于合浦县廉州镇西南郊的“草鞋村汉代窑址”发现许多方格形印纹上加圜形、方形戳印的陶片。可见，汉代合浦当地已生产此类陶器。
    此类陶器的残片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也有发现。安志敏《马来西亚柔佛州出土的古代陶片》提到，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出土过大量古代的陶片，这种陶片有印纹和划纹。英人加得纳(G．B．Cardner)在马来半岛柔佛的哥打丁宜(Kota ringi)发现大量的琉璃珠和陶片。英人威勒斯撰文记述其事，并附图介绍，内有四件印纹陶片。纹饰为编织纹，重叠菱形纹，及在一般印纹上加戳印记号。一些学者认为，柔佛州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划纹硬陶，可以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所发现的印纹陶器中找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这种在一般印纹的基础上加戳印记号的艺术手法，普遍出现于两广汉墓出土的陶器上。在合浦汉墓出土的众多的这类陶器，正好印证了汉代合浦港与马来半岛柔佛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的频繁往来。汉朝商业使团输出的商品中或携带的生活用品中，应有合浦生产的陶器。当然，也不排除当地土著居民在与汉朝的交往中受我国陶文化的影响，逐渐掌握这类陶器的制作技术而自己生产的可能。
    合浦通往中原和我国西南地区的两条主要贸易路线的开辟，加强了边疆地区和祖国内地的联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贸易路线所过之处和环北部湾沿岸经济之间的发展。从合浦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输到南亚、中亚各国的产品主要是“黄金”和“杂缯”两大类。缯，即为丝织品的总称，也就是除了棉制品以外的蚕丝和亚热带各种植物纤维制品，而丝布(苎麻、菠萝麻)是合浦的土特产，玉林所产的“郁林葛”、四川所产的“蜀锦’’等全国各地的丝织物通过水路汇集合浦外运。不仅中原商人到合浦经商，而且我国西北地区的商人也来此经商贸易。如合浦堂排西汉墓出土的陶俑，竖眉、小眼、络腮胡，与我国西北地区古代的“胡人”相似。由此推测汉代时候胡人可能也到合浦沿岸进行贸易了。
    四、合浦发现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遗址和西汉合浦县治
    我们课题组在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通过考古发掘的支持下，初步确认了西汉合浦县治和汉代合浦港所在。
    (一)考古调查
    考古队从现外海岸沿南流江西岸和西门江东岸直至浦北的旧州进行野外考古调查，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并为下一步的工作和正确的研究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确定古海湾的大致范围，为南流江和周江之间，北至石湾镇周江口附近，距现外海约27公里。受邀的广西自然博物馆的地质专家目前正在做该方面的深人研究。
    2.这是考古队在合浦发现的第一个西汉中期前后的人类活动区。具体位置在石湾镇大浪古城头村民小组至石康镇多葛村，是长约1500、宽约200米的狭长沿江地带，它包括：
    (1)数量众多的刻划纹和几何印纹陶片。以泥质陶，灰黑色为主，问杂红陶或上红色陶衣，纹饰有方格纹、米字纹、水波纹、回字方格纹、席纹等十多种，纹饰纤巧繁缛、拍印清晰，与发现的东汉墓甚至西汉晚期墓迥然不同，经与广州等地的出土遗物比较，考古队认为其年代属西汉早中期。
    (2)大浪古城。位于县东北约13公里的古城头村，周江在其北面约1.5公里处与南流江分流后，从古城西面约300米处流过。该城址60年代被文物工作者发现，1981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当时的工作没有深入，古城的年代被笼统地定为“明以前”。古城边长220米左右，略呈正方形，城墙及护城河清晰可见，城墙基本为正东西向，从断面观察，土质纯净，无包含物，系挖护城河生土上筑而成。从地表采集的陶片及城的规模、构筑方法等并综合文献关于“合浦故城在县东北约十五里多欢乡(多欢乡，在今石湾镇周江口诸村)”一说，该城址有可能是西汉中期最初设立的合浦县治。
    (3)墓葬。城北约l000米的红花坎村，解放初期前一直叫“双坟村”，现村民多沿用此名称。在村的北边有两个直径均在30米左右的大型封土堆，根据考古队以往在当地工作的经验，应是与城址相关的汉墓。
    3.汉合浦港应就在古城的西面临江处。古城三面护城河环绕，仅西面临江，从城门通往古河道水路处应有港口的遗迹。
    调查中考古队还了解到，村民曾在古城西南角建房屋时挖到十多个陶罐(后扔到深水塘中，还没有证实)，从他们描述的形状等情况来看，应是汉代的遗物。另还有村民说多年前在西门外捡拾到一枚钱币，“一面是字母，一面是牛头”。
    (二)考古试掘与勘探
    考古队共发掘面积474平方米，分五处。
    1.在北城墙布一条34米长的探沟，跨护城河、城墙和城内，其中护城河段的探沟宽度为2米，其余为1米。主要目的是弄清了城墙与护城河的规模，确认了城墙与城内地层的叠压关系。城墙为一次筑成，不见夯窝，不见遗物。底宽15.25米，l.5米以上收分为5.9米。据推断，原城墙的高度在5米左右。护城河宽9米，往下约0.5米收分为5米，呈袋状，深度约5米。城墙直接压在生土上，而第三层(由于当时没有遗物，后扩大发掘面积后才确认为西汉文化层)压在城墙上。该城墙基本为正东西向，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于测定方向的高超技术。
    2.在城内北部布4×4平方米的探方两个。有两个时期的文化层：第一是明清文化层，厚15—20厘米，出土瓦片、青花瓷片及粮坛、瓮等残件；第二是西汉文化层。由于该处村民挖土破坏严重，地层中仅出土少量的几何印纹陶。
    3.城中央的探方6个。在西汉文化层中出土了砺石、建筑石构件以及一定数量的刻划纹和几何印纹陶片，并在该层底部发现完整的柱洞来看，大致是对称的两组，两组之间的间隔约4米。这些柱洞规范标准，洞内大都含有炭屑、夹砂陶片或有卵石垫底护边。直径24～51厘米，深度17～58厘米。从这些柱洞的排列和所处的城中央位置来看，可能是相当于“望楼”性质——用于嘹望、报警、报时的大型建筑，其底层为干栏式，间隔的4米可能是兼作街道通行。该建筑遗址地层叠压关系清楚，关键是它说明了这个古城并非空城，而是一个有严格布局的城市。此外，在这个不到l5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的范围内，与柱洞同一层还发现有十多个较大的树头洞，说明当时这里是茂密的森林，古人砍伐完树后直接在上面起房子。
    4.探沟两条。位置在距西城墙18米开外，主要供地质采样。经与勘探结合，考古队知道当时流经西门外的河流宽阔深邃，总宽度在250米左右。
    5.港口码头的试掘。西城墙与探沟之间。遗迹现象表明，该处为专用码头。西门在探方的东南角已有露头，同时考古队往东2～5米作考古勘探，也得了证实。出西城门，往北走是一个弧形的平台，这个平台有三级台阶下水，平台北亦有台阶连着船步，船步长约8米，东与城墙边相接处宽3米，外撇呈弧形直伸入古河道中，最宽处为5米。在船步的西南角背水面，见两个相隔1米的柱洞，直径约20厘米，由于受挤压，洞口略往下歪。其中一个柱洞还残存有木屑，应是当时固定船只所用的木桩。这些遗迹与城墙相连，表明为同期夯筑。从船步叠压的地层与没有叠压的同一地层的深度分析，该船步的西端最多已下陷32厘米。由于考古队只发掘到河床的边缘，仅发现印纹硬陶两片，但地层的叠压清楚，且陶片与城内地层所出相同。
    考古勘探还围绕红花坎村的两个大型封土堆进行。从该文化区的地表遗物、从封土勘探出的几何印纹陶片、墓葬填土、墓葬形制及墓葬与城的空间距离等因素综合分析，考古队认为这两个墓葬的年代与城的年代应该一致。墓葬表面的勘察没有发现被盗的痕迹。
    (三)初步结论
    1.古城头遗址应是西汉时期的合浦治。“合浦”顾名思义，就是河海交汇处，古城往南不到一公里就是古海湾，现古城西门外的水质还是偏咸，不能饮用。《大清一统志》：“合浦故城在县东北15里多颧乡”。道光十三年修《廉州府志》引用此说。多颧乡，在今石湾镇周江口诸村，史载与古城地望上吻合。出土的遗物经过我们的研究，其年代为西汉中期前后，与合浦公元前lll年建县的年代相当。该城的构筑方法、规模也与其它地区发现的汉城大致相同。从其规模来看，考古队基本上排除古城作为郡治的可能。另，西汉合浦郡人口仅“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辖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五县。按现代地理度之，汉之徐闻县相当于今之广东海康、徐闻、遂溪等县地，高凉县相当于今广东阳江、阳春、电白、化州、吴川等县地，合浦县相当于今广西合浦、北海、浦北、灵山、钦州、防城港、博白、陆川、北流、容县及广东廉江等县地，临允县相当于广东新兴、开平等县地，朱卢县相当于今海南琼山等地。估计当时的合浦县人口最多是在2万人左右，在如此广阔的范围，现在合浦县地域内充其量也只有三几千人。能动用如此大的人力物力筑一个城，并非易事，城中央的大型建筑也侧面说明该城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县城。有学者指出，从地下的包含物来看，我们没有发现同时期桂北已使用的瓦，表明了文化的发展滞后性。因没有发现东汉的遗物，可以认为该城居住的时间仅限于西汉一百年左右，东汉因河道淤积、航海技术的发展等原因，政治中心就转移到现廉州镇，从文献和汉墓群的分布等来分析也吻合。此外，考古证据也表明该城在废弃后直至明初一千年左右无人居住。
    2.发现的码头遗迹应是《汉书》所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由有四：其一，从考古学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早期的遗存，由于人口稀少的缘故，城址、墓葬和港口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只要确定其中一项，其余在理论上均可予以认同；其二，城址南北东三面为护城河，仅西面临近古河道，从西城门通往水路的道路仅此码头，其余城墙边坡离河边仅二三十厘米，陆路人货都无法通行；其三，当时的航船小，难以抵御巨大的海浪，甚至后来历代的名港，包括广州、泉州等无一不是建在靠近海湾的河汊，更早的合浦港不会例外。当时的合浦港依托宽阔的河流，水道深邃，又地处亚热带，终年不冻，四季可通航，且离我们初步勘察确定的海湾约一公里，无论南流江转运货物，还是船舶安全停靠，都十分方便，是个天然的良港；其四，考古发掘所见的码头，地层叠压清楚，虽然漫长岁月，夯筑的弧形平台、台阶步级及其北面连着平台伸出江面供停靠船舶、装卸货物的船步(也称步头)都清晰可见。船步与现代沿海沿江小港口的码头搭出水面的船埠原理是相同的。从城址的年代分析，这应该是《汉书》所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合浦港。
    3.新发现的两座墓葬，使我们以前划定的汉墓分布北界只到堂排一带的认识得以拓展，而且极有可能填补合浦汉墓早中期的缺环。
    五、“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曾经在发展欧亚两大洲的古代国际贸易和古代洲际交通的史册上写下了篇章，北海的合浦港作为最早的始发港之一而得以曾经辉煌。我们现在开展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确认北海(合浦)是该路的始发港之一，是鉴古现今，古为今用，变“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为“现代海上丝绸之路”。借该路的开发，推动当今的世界旅游与世界贸易的结合和发展。当然也想让中国三大始发港之一的北海港再度步入辉煌。
    首先，北海必须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的研讨和开发，使北海(合浦)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其次，北海应与广州、湛江(徐闻)、泉州、海口等四省五市联手进行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的研讨和开发，争取国家旅游局、国家文物局和外经贸部的重视和支持，争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旅游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认可和支持，逐步形成国际性的开发格局。
    第三，北海市应组织中外有实力的有识之士参与“现代海上丝绸之路”北海与东南亚各国航段的规划、设计、投资、开发，积极开展世界旅游与商贸。
    第四，北海还应通过联通“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形成新的欧亚现代陆海旅游、交通、商贸的综合经营循环圈，从而使北海成为这个现代综合循环圈中的海陆交接重要枢纽城市，充分发挥北海西南出海通道作用。

 

    注释：

    ①②《汉书．地理志》
    ③杨万秀：《中外历史的探索借鉴》，274页，广州人民出版社，l997
    ④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合浦凸鬼岭清理两座汉墓》，见《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第431~第438页
    ⑤《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见《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第411～421页
    ⑥⑦刘芝田：《菲律宾民族的渊源》
    ⑧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l958年1期
    ⑨《淮南子．人间训》
    ⑩《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⑾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第1卷P52页、25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l998年第l版
    ⑿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人民出版社，l993年，75页

 

北海史稿汇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