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杂录》的问世至今已经105年了。《北海杂录》是研究北海老街近代发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有北海老街的“百科全书”之称。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知道《北海杂录》的人很少，读过《北海杂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近年来，研究北海历史的人多了起来，出于写作论文或引用资料的需要，《北海杂录》在各种场合中被提及的几率也多了起来。由于绝大部分引述者都是没有直接看到或通读过《北海杂录》，因此，在相互转述引用中，难免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使本来就处于神秘中《北海杂录》又增加了一些误解。最近，因为编著《北海老街说事》一书，笔者在曾参与校核《北海杂录》的基础上，再次对《北海杂录》进行了注释校对，并将注释本附于书后，以利于让更多关注北海文史的读者对《北海杂录》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此外，将注释校对的体会以札记的形式，发表于“北海历史文化500题”专栏，以作交流。
《北海杂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首先是关于《北海杂录》的版本。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相关论文的引述中，《北海杂录》有几种不同的版本：有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印制，出版时间注为光绪乙巳（1905年）的香港发行本；有中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出版时间注为民国31年（1946年）大陆发行本；另有标注为光绪八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北海杂录》，此则是明显错误的讹传本；此外，还有民间手抄油印本。
在各种不同的版本中，如何辨别《北海杂录》正确的出版年代？其实，只要通读过该书便可明确。因为，北海杂录》的作者在该书的自序落款中已注明“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季冬之月朔日”。光绪三十一年是1905年，季冬之月朔日就是十二月初一。出版社是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时间为光绪乙巳，也就是1905年，全书26页。据此，北海杂录》的正确出版时间是1905年。
关于《北海杂录》的作者
《北海杂录》的作者落款是“三水梁鸿勋”。由此可知梁鸿勋是广东三水人。但从梁鸿勋在自序中所述可知，《北海杂录》的编写成书及刊印发行，主要是得于梁澜勋。而梁鸿勋则是在随梁澜勋“接晤其间之贤士大夫及巨商长老。谈次，凡天时、地势、商务、风俗、农业、渔业、土产、矿产诸端，靡不咨诹，有所得，辄手笔录之，细大不捐，积凡若干页，岁晚务间，属余为之述其事，编其序。”也就是说根据梁澜勋的指示把所收集的资料分类整理成册。
梁澜勋何许人也？查相关资料的知，梁澜勋曾任是候补道台，北海洋务局洋务委员。道台是清代主管一省内若干府县政务的主官，俗称道台，尊称观察。光绪初年，口岸的交涉事务尚由当地道、府官员处理。到了光绪末年，各口岸先后设立了洋务局，办理口岸交涉事务的不再是地方官员，而是由总督衙门委派的洋务委员。
但是，为了便于协调地方政务，洋务委员都领有道台衔，以示职务级别，利于办差方便。洋务局是光绪末年，各口岸先后设立的专办交涉通商事务的机构，其主官为洋务委员。北海的洋务局是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内核饬设立的，于1900年6月27日开局。由于廉州府兼管北海海关业务的特殊地位，李鸿章特别奏请朝廷批准，廉州知府仍是驻各埠外国领事官员的交涉对象，也负有办理对外交涉的责任。因此，洋务委员副之，给了个候补道台的衔头，也是为了方便办事协调。
梁澜勋是在1904年冬天到任北海洋务局洋务委员一职的。此前，梁澜勋曾任粤海关监督、交涉局长。不久交涉局裁撤，梁澜勋改任特派交涉员。到北海任洋务委员的第二年，即1905年，德国商人企图在北海招工到南洋，广东当局以其章程与有关条约不合予以拒绝，梁澜勋在北海与德国领事交涉的过程中，因处置得当，被视作有功，而得到朝廷的嘉奖。1908年由“督院委令”到汕头“驻办洋务各事”，此职相当于汕头洋务局总办的身份。不久，于同年5月任清政府驻澳洲总领事，成为清朝第一任驻澳洲总领事。至1910年11月离任。梁澜勋与澳葡当局的事务交涉中，较出色地完成了使命，是中国早期的知名外交家。
正是因为有了梁澜勋这样一位候补道台兼北海洋务局洋务委员，再加上他此前的地位和官场关系，《北海杂录》才能在短短的一年内成书刊印出版。因此，北海杂录》得以传世，梁澜勋才是真正的功臣。梁澜勋和梁鸿勋是同宗兄弟，梁鸿勋为长，梁澜勋为弟。梁澜勋嘱咐梁鸿勋收集资料，编写地方史籍，是职责所在，因为“凡官斯土者，必采辑其地之风教政俗以献于朝，识治乱，辨纯浇，课殿最。”这里的“课殿最”中的“课”，是考核，考核政绩或军功。下等称为“殿”，上等称为“最”。这是指地方官员编写志书史籍，也纳入政绩考核的条件之一，梁澜勋是职责所在，梁鸿勋则是做了具体工作，按现在的分工来说，梁鸿勋是责任编辑，而梁澜勋才是主编。
关于梁鸿勋与梁澜勋的关系，书中没有交代，后人亦多有揣测，认为是随梁澜勋到北海当幕僚的。而梁鸿勋在书中则称“余与观察知颇深。”如是幕僚则不应以此称之，而是要以隶属关系称之。梁鸿勋在书中又说，尝著论以为报馆劝，报馆韪之而未有行矣也。”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梁鸿勋曾多次向报馆提出过收集北海资料出书的建议，但是报馆虽然赞同，却没有采纳。由此可知，梁鸿勋在梁澜勋没到北海任候补道台兼北海洋务局洋务委员之前，在当地没有什么影响力，以其的身份是没有具备编著后来的《北海杂录》的能力。只是梁澜勋到北海任候补道台兼北海洋务局洋务委员之后，才有条件运用自身的影响力调动衙门的资源去完成《北海杂录》的编辑印制。由此来看，梁鸿勋不是随梁澜勋到北海的幕僚，而是在此之前已在北海经商的商人。因为有了与梁澜勋是同宗兄弟，而又较为熟悉北海地情这一层关系，北海杂录》独署梁鸿勋之名，这里面当然也有梁澜勋对其族兄的关照提携之意。
此外，梁鸿勋在自序中提及：是编所录，均自采访得之，其中犹以关君星衡、陈君星浦、陈君文彬、罗君礼露之力为多。”其中提及的人物，都是当时北海老街商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出面支持，也是得力于梁澜勋的影响。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也是鼎力支持的。
关于《北海杂录》的内容
《北海杂录》分设自序、凡例、原始、天时、地势、村民、人数、风俗、商务、农业、渔业、土产、矿产、官职、官廨、洋官、洋商、洋楼、学堂、教堂教民、医院局所、会馆、碉堡、茶亭、坟场、海港、轮船等章。还附有廉州、高德、涠洲、龙门、钦州、白龙尾、东兴、前后大事录等篇。在体例上做到了应有尽有，确如自序中所称内容“凡天时、地势、商务、风俗、农业、渔业、土产、矿产诸端，靡不咨诹。”书中确实收集保留许多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如“村民”篇中对当时住户、人口的记述；地势”篇中关于街道布局的记述；风俗”篇中关于民俗活动的记述；茶亭”篇中关于茶亭兴建的记述，特别是在记述当时的职官设置及古迹分布在等等，北海史迹考究中具有唯一性，由此突显了《北海杂录》的地方史料价值。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及编辑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种种失误之处。如，把“北海市始成”（北海港口商埠形成）的因素归于“咸丰初，红巾匪乱，西江梗塞。”其实，这是国内外复杂因素造成的，就北海自身而言，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北海商人开辟了北海至澳门的定期帆船运输航线，咸丰元年（1852年）澳门商人开通了澳门、北海、香港的轮船航班之后，又于同治二年，清廷添开宜昌，北海等口岸，准英国船只靠岸装卸货物等，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并非“红巾匪乱，西江梗塞”所致；又如，把苏东坡记为廉州太守，移廉州时间误记作宋英宗三年；再如，对驻扎北海、廉州的官员称谓杂乱有误；此外，在记述历史事件的年限时亦有失误等等，因此造成了后世引用的误识误解，这些都是应当予以勘正的。因此作者自述《北海杂录》：亦谓有闻必录，不免杂乱无章。既不得比于輶轩，尤不敢附于记载，聊以备将来之编纂土志者，或有一二采择，并后之补偏救弊，兴利除害者，可一览而知其大概云耳。”是客观的。
关于《北海杂录》的史料线索和价值
《北海杂录》中保存了大量的史料，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些史料在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是“孤本”价值。如其中的“原始”篇记：“北海埠地濒大海，古昔为泽国，后以沙积而成。相传此地原名古里寨，其为商场也，访诸长老，犹有能道其事者。大抵先有南澫一埠，迨南澫埠散，而北海市始成。北海市创于道光中年，斯时生意，不过渔船伙食而已。至咸丰初，红巾匪乱，西江梗塞,凡广西之北流、玉林、南宁、百色、归顺州、龙州及云南、贵州之货物，均由澳门用头艋船载运来往，且无关税、厘金。货物出入，各从其便。是时即有一卡，然入口货只抽棉花、洋药，出口货只抽纱纸、八角，因此大为兴旺。其建铺户也，有西往东，外沙日积而日长，铺户亦愈建而愈出。”这里记述的“先有南澫一埠，迨南澫埠散，而北海市始成”之说非常重要，因为，这就为“北海市始成”，也就是今北海老街成为商业区之前，北海贸易的集散点和时间提供了准确的上限。同时，也为后人考证老街“其建铺户也，有西往东，外沙日积而日长，铺户亦愈建而愈出”的形成年代，提供了史料参考依据。
“原始”篇中又记：商埠横直占地约四里，铺户约千余间，直街只二条，一曰大街，区分数段，若东华，若东安，若升平，若大兴，若西靖诸名。凡殷商巨贾，胥萃于是。一曰后街，以后于大街而名；或曰高街，以高于大街而名。亦分数段。又有新卖鱼街，中华街，兴华街，沙脊街，白坟坡，糖行，旧卖鱼街，旧米巷，西头街。其余横街曲巷，未可缕指。”这是老街中街道的得名、分布、走向及数量的最早、最详细的史料记述，也是今天考究老街建制历史的重要依据。换言之，如果没有《北海杂录》的文字记载，北海老街的街名是难以如此完整的传承下来的。
《北海杂录》中的另一个价值就是保存了大量史缺的资料。
如在“村民”篇中，详细地记述了“未通商时，有北海村距商场半里，起于嘉庆年间，迄今约百余年。该村计扼十余家，有百余人。
埠之东约十里，有小埠名高德，始于道光年间。埠之西有红坎村，计六七十家，七八百人。有地角村，计二百余家，约千人。有北田村，计四五家，二三十人。有石步村，计二三十家，百余人。有流下村，计十家，三四十人。有南澫村，计百余家，五六百人。埠之南为岭头，若林屋，一家，三四十家，七八十人。若高沙，十余家，二三十人。若赵屋，五六家，二三十人。若洞尾，十余家，五六十人。若苏屋，十余家，五六十人。若石子岭，十余家，三四十人。若白屋，四五十家，百余人。若火烧床，数家，一二十人。若新村，四五十家，二三百人。若沙湾，七八十家，二三百人。以上诸村，大抵以北海村历年为最多，以林屋村为最富，以地角村人烟为最密。另外沙疍户，列棚而居，计二百余间，约六七百人。”《北海杂录》对当时北海老街外籍人口的居住状况，也有，明确的记载：查现年旅居北海之华人，统计二万左右。大约商人占四，而工人占六。此外英人十九名，法人十三名，葡人十四名，安南人十二名，若美、丹、瑞士、挪威等人各一名。共计西人七十名，内商人仅二名，商人之眷属共九名，余或领事、或关员、或教士；另旅居北海附近者共九名。耶稣教民、天主教民各约三百名。”古代史料对人口的记载，一般都是粗略的，特别是像当时北海只是村镇的规模，能有如此详细的人口记录，实属难得。
这对研究北海清代的社会人口发展状况来说。犹为可贵。有着重要的作用。
《北海杂录》对当时北海的民俗记述犹为详尽，从正月十五的华光神出游、男女青年“偷青”；清明节家家上踏青之类，“随上坟挂纸，衣香人影，络绎不绝”；五月五日端阳节的角黍艾酒，龙舟竞渡时的“河上往来如织”；七月十四日中元节。盂兰会”咸以布障盖街，店门均挂红檐，铺内张灯列花，以壮观瞻”；中秋节的商家繁忙；冬至的合埠建醮祈祷平安；十年一举的北海通衢赛会中“张灯结彩，摆高仪仗，翠亭人物等件，三昼四宵”的盛况；到带有殖民色彩的英皇万寿、英皇加冕及外国国庆等节日庆典活动，都一一详录于书中。这都是北海历史考究中具有唯一性价值的史料。
更难得的是，北海杂录》中记载的北海当时的农业生产中“时花生每岁只一造，近年改播洋豆种，则有两造亦以六、十月为收成。
然一地大抵以花生一造、番薯一造为多。栗则每年一造，收成在四五月间。间亦有种蔗者，然占地不多。成熟之度，田禾130日；花生103日；番薯110日；栗150日；蔗200日”等农耕信息；渔业方面的鱼性、畜鱼法、焙鱼法、腌鱼法糟鱼虾法、取蟹法、畜蟹法、腌蟹法、海品、晒盐田、渔船、渔具等方面的知识资料，对于研究北海古代的渔农经济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而《北海杂录》中的“碉堡”、土产”、矿产”、茶亭”、坟场”、等篇保存了大量的古迹事典。其中所记的“东京湾”、广州湾”、白龙尾”更是记录了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是今天探究北海史迹的重要线索。
关于《北海杂录》的挖掘研究
《北海杂录》的编著出版及发行后的百余年间，因其存量流行和应用范围的局限，长期以来都没有引起重视，散见于少数文章中的引言，大都集中到个别景观方面的片言只语转述，读者根本无从了解该书的内容。近年来，因为对北海历史文化研究的需要，有关部门开始注重对《北海杂录》的挖掘整理。
2005年，北海市志办在编纂《北海史稿汇纂》时，对《北海杂录》进行整理校核后，以专题的体例编入书中，使《北海杂录》得以从档案堆中走出来，公开与读者见面。但是，当时由于人力和时间的局限，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原收藏本的原貌，在校核中除了对个别明显的史实错误作说明外，基本上是照版宣科的收录。后来，根据读者和有关人士的建议，北海市志办组织人员对《北海杂录》进行注释、审核，准备出版单行本，但因资金缺乏未能付印。此后，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曾发起会员对《北海杂录》进行注释，翻译，也因种种原因而未付梓。2009年，北海开展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有关北海历史文化的专题活动相继展开。其中犹以北海日报举办的“北海历史文化500题”、北海历史文化大家谈”的周期最长，影响最大。其间，对《北海杂录》的引述也屡见于文稿，《北海杂录》也因此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关注。已完稿的《北海老街说事》一书，将经过注释的《北海杂录》列入该书的附录，准备一并出版。《北海老街说事》收录的《北海杂录》注释本，突破了此前曾经的注释本单纯的名词解释的局限，对《北海杂录》中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名词都作了详细的注解。《北海老街说事》一书已确定了出版社，将于年内出版发行。届时，读者可以从中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北海杂录》的庐山真面目。
《北海杂录》作为北海市区唯一的一本历史纪事史籍，除了相关部门和民间的挖掘研究之外，更应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应通过政府行为，组织相关力量对《北海杂录》进行专题挖掘、研究、整理后，出版专著，以为今后的北海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更丰富翔实、准确权威的史料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