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汉王朝的大力开拓扩展，以及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完善 、配套和发展，这条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向西已经伸延到印度洋国家，代替此前的陆地丝绸之路成为各国进入中国交好“贡献”的友谊之路。从合浦始发港出发的航船已经能够到达东南亚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之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沿途国家，还可以进入大夏（今阿姆河上游）、大宛（今费尔干纳贫地） 、条支（今叙利亚境内） 、大秦（今意大利境内） 、大食（今伊拉克境内）、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境内） 、波斯（今伊朗境内）等国家与地区开展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形成了一条横连贯亚 、非 、欧三大洲的海上交通大动脉。
到了唐代，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朝廷开始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派专官充任。市舶使的职责主要是：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代表宫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管理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这就是是市舶司的前身。
宋代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变化最大，海上丝绸之路商贸结构变动强烈的时期。主要标志有二：一是主要的商贸物流集散港口迁向广州 、泉州，港口布局和功能趋于分散。二是商品贸易方式由“贡献”、配额（即由朝廷指定品种和数量）制转化为在提举市舶司管理下的自由贸易，市舶收入成为是朝廷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为此，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接着又相继在杭州 、宁波﹑泉州也设立了市舶司。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将各处管理外贸的机构改称“提举市舶司”这时的市舶司，具有发放船舶出海公检 、公凭，检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辖口岸船只事宜的功能，廉州府的海外贸易属广南东路市舶司管理，这可以说是北海最早的具海关功能的专门机构。
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廷在廉州设提举市舶司，这是为全国六大市舶司之一，专门管理海运商船和外国船只。元代时间虽短，但在廉州设置了提举市舶司和提举采珠市舶司，可见当时廉州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同时也对后世廉州的海关设置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到了清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文化交流发展出现了一个新格局。贸易商品和国家增多。香港 、澳门固定航线的开辟使合浦海丝路对外贸易进一步拓展，商品种类也出现变化，殖民色彩明显。
1685年（清圣祖康熙二十四年），廉州口设海关，隶属粤海关。
1736年（清高宗乾隆元年），广州粤海关在合浦设廉州口海关，兼辖山口 、钦州二小口，后又设高德 、西场 、沙岗海关分卡。
1863年（清穆宗同治二年 ），清廷添开宜昌 、北海等口岸，准英国船只停泊装卸货物。
1871年（清穆宗同治十年）9月，广东北海常关成立，归粤海关监督经理，规定：凡为外人运货之舢板赴香港者，须先北海或广州报关。
1873年（清穆宗同治十二年）4月，设廉州北海关，以北海为总汇，设关征税，并于钦州 、电白水东 、石城（廉江）安铺 、遂溪县赤坎 、海康县雷州及吴川 、石城 、遂溪三县交界的石门头等六处设立北海分卡。又于钦州平艮 、长墩 、防城三处，设立北海稽查子卡。
1876年（清德宗光绪二年）6月，中英签订《烟台条约》，指定宜昌 、芜湖 、温州 、北海为通商口岸，北海作为领事馆驻扎处所。是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涠洲岛盛塘村建天主堂。
1877年（清德宗光绪三年）正月，英国于北海设立海关。二月北海新关开埠，英国设立领事馆。
是年，北海高广恒银号代理海关收税。后永安 、兆康 、陈有合 、海记 、慎裕等银行号也代理此业务。同年，北海关出口土货关平银2470两，进口洋货7900两。入超5430两。
1887年（清德宗光绪十三年 ）2月，清廷规定两广桂皮只在产地抽落地税一次，今后两省关卡无论税 、厘不准再抽。惟至粤海 、北海两关出口时，完纳正税。是年，北海出口广西丝5400余斤，获朝廷奖励。
1877年，北海海关新关开办，也即是通常所说的“北海开埠”以来，先后有英国 、德国 、奥匈帝国 、法国 、意大利 、葡萄牙 、美国 、比利时等八个国家在北海设立领事馆 、教堂 、医院 、海关 、洋行 、女修院 、育婴院 、学校等一系列机构。为解决这些机构办公 、居住 、通邮 、传教 、行医和办学的用房，便在北海大兴土木，建起了包括英国领事馆 、德国领事馆 、法国领事馆 、北海关大楼 、德国森宝洋行 、德国信义会 、双孖楼 、会史长楼 、女修道院 、主教府楼 、普仁医院 、贞德子学校 、涠洲天主堂 、涠洲城仔教堂等15座近代西式建筑。
1878年（清光绪四年）清政府在海关试办邮政。发行了第一套邮票，全套3枚，面值用银两计算：1分银（绿色） 、3分银（红色）、5分银（橘黄色）。邮票图案是一条龙，衬以云彩水浪，俗称“大龙邮票”。 北海因此也盖销过一种小龙邮票，由于其数量极少，而“身世”又扑朔迷离而被称之为“北海珍邮”。
清代，北海海关的大权实际上已沦入外国人手中，海关的主官税务司基本上是由外国人担任。虽然这个税务司的职务在当时是一个洋官职，但到了中国之后也入乡随俗，中西结合了。于是北海海关的税务司也有了一个中国的官秩品衔，而且这个秩位还挺高的，从五品到三品不等。而洋官员们也挺喜欢这个官秩头衔的，在签署文件或报告文章时，签上“××品衔北海关税务司×××”。清朝的知府掌握一府的军政大权，也只是署四品衔，小的府设知州，署五品衔，而北海海关的税务司竟也署四 、五品官秩，由此可见权势之重。无怪乎当时的海关税务司在北海可以目无官府，呼风唤雨。因为在当时，北海的行政官员中除了廉州知府，官秩最高的就是这一批“四品黄堂”。至于那些署三品衔的土洋结合的税务司们，更是趾高气扬，而清朝的三品官秩则是六部侍郎才能享受，相当于现今的中央副部级职别，可谓八面威风，连知府也得让三分了。
由于海关管理的特殊性，税卡人员往往不受地方衙门节制，自行其事，因此常有抽厘官和税卡员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同治年间就发生过两起抽厘官和税卡员被群殴的现象。其中尤以同治九年北海老街的“闹卡殴死厘官事件”更是震动朝野。
同治九年（1870年），税卡卡役到老街的米行买米，在买卖中，卡役因价格问题与卖主发生争吵，卡役随即拔枪作威胁状，因而激起群众围观，其中有人曾经吃过厘卡苦头，便乘乱对卡役施以拳脚，卡役恼羞惊惶中拔枪示威，谁知慌乱中扳动了枪机误发子弹，将对面邓荣记鞋店伙计邓振基击中，当场毙命。卡役闯祸后乘混乱中逃走，被群情激涌的民众追至厘金厂。时有一富商名叫吴明良，他经营的进出口贸易屡遭厘卡盘剥和刁难，见状便高声呼喊：找沈茂林算账去!”沈茂林是税卡卡务委员此时正在内厅会客，沈茂林闻声出来，见群情激涌的人流已涌进入厘金厂，沈茂林出门便挨了一顿乱拳后，后又被拖至“三婆庙”(现外沙桥一带)，绑在山门前的石柱上，任人殴打至死，这就是“闹卡殴死厘官事件”。
“闹卡殴死厘官事件”发生后，广东督抚瑞麟闻变异常震怒，立即命令阳江镇总兵庞玉亲率属下的游击（秩从三品，位次参将，为将军 、督 、抚 、提 、镇分领营兵） 、都司（官职位次于游击，秩四品，位次游击，分领营兵）带灵悍勇三百多人，分乘二艘铁甲兵轮疾驶来到北海实行武装弹压，一面电饬合浦县和北海珠场司巡检与各武备衙门协同究办，要严查相关人等。从广东督抚指定的阵势来看，此次镇压“殴死厘官事件”出动的兵力过千，老街的居民面临着玉石俱焚的厄运。《北海杂录》描述其时“商人恐惧，尽将货物他徙。挑男负女，仆仆道途，不堪言状。”老街居民因此出现了一股逃难风潮。
后得合浦县令王德溥在“协同究办”中，能够深入北海老街私访察查，召见地方父老 、里正及相关知情人等，一一详询事件经过。将了解的事情的前因后果后用加急请电文，向广东督抚瑞麟汇报，并特别指出：事件的发生皆因往日厘厂税卡员的所行引发民众积怨甚深，而卡役开枪击毙鞋店伙计邓振基后逃走，不承当责任，因此引发了死者家属和老街民众的激愤不平，追至厘厂而迁怒于卡务委员沈茂林，致使沈茂林被殴打出气过程中无人相劝而死，并不是老街民众有意与官府作对起乱谋反。接着王德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滋事行凶究属少数刁民，余悉无知盲从。今闻官兵压境，殷实良民，纷纷挈家走避。刘安则鸡犬飞升；郑侠之图象可悯，店户罢市，家室流离，生计濒绝于小民，剽掠机乘于盗贼……窃恐株治太广，商埠丘圩，不足仰副朝廷爱民体物之心，难免小民铤而走险之虑!抑且于洋人侧目旁观之下，有损我文明仁治国体。嗣后厘捐绝源，饷项安措?权衡得失，筹思至再，鄙意惟严惩祸首，不罪盲从，各安本业，而维市寰常序，乞为裁夺。”为了消除越演越烈的逃难风，王德溥又简从步行，从大西街到接龙桥，声嘶力竭地劝说还在准备逃难的民众，不必如此惊慌地离开自己的家园。并一再表示，此案只办个别首要，不干大家之事，万事有我王某担当，望各安本业，勿自惊扰！”准备逃难的老街民众见王县令如此诚心诚意的担当，也就安心，不再逃难。而外出逃难者也陆续回到来，老街渐渐恢复了正常。
广东督抚瑞麟收到王德溥的致电后，经过反复斟酌衡量轻重，觉得王德溥所说在理。于是复电“照准”。并命就近转告庞玉返航，毋需登陆。而奉命前来北海弹压的阳江镇总兵庞玉所率的兵轮船却因西南风大起，风浪大作，加上无人引水带领，泊位不熟，只能在离岸很远的海面抛锚待命，无法上岸。王德溥收到广东督抚瑞麟“照准”的复电后，立即皆同地方文武僚属驾船到舰慰问一番，并出示督抚回电文。还请庞玉总兵及游击 、都司等部属上岸，为之置酒洗尘。第二天，庞玉总兵就率队回去交差了。
王德溥送走庞玉总兵一行之后，即着手处理一应善后：厚殓沈茂林与邓振基，并上请抚恤其家属，发牌拘拿为首闹事的吴明良和其他几个人，查封了与此有关的铺户二间。而吴明良则出钱到省城疏通关系后，被判没收家产充军，幸免一死。北海老街居民因此常记王德溥保全之功。三年后，北海老街的商民发起建了一间书院，在给书院起名时，大家都想起了王德溥，于是一致通过以王德溥的名字“香坪”王德溥，字香坪）作书院名，并在书院设禄位纪之，时在光绪元年（1875年 ），香坪书院”由此成为北海老街城区内的第一家书院。
由于清代北海海关的管理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洋人手中，在当时北海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外事往来，也只有由海关掌控。根据《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卷，外国要员到达本港”篇中记载：北海“这个港口有某种使人感兴趣的地方，因此引起旅客的注意。通往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公路。由于为数极少的知名人士光临本港，无疑我们是受到实惠的。
1900年2月10日，印度支那总督阁下往海防途中光临本港一天。26日，在北京法国总理Pichon先生阁下到达本港，同日离港往河内。1901年1月7日，法国巡洋舰Kersaint号访问本港，总督阁下及他的同僚同船到达次日离去。”这段记录披露了北海史料中缺漏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时任法国总理和两个印度支那总督（法国人）曾经在北海老街亮相，至于他们来北海干什么，虽然目前尚无法确认，但这些显赫人物到北海的历史因素还是能够可以追寻的。因为，作为一国总理专门从北京转道北海，如果单纯是为了观赏北海的风光，这是说不过去的。特别是在当时交通条件极不方便的情况下，北海能够引起法国总理的关注，并专程前往，一定有其特别之处，这个特别之处至今成了一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