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老城有多“老”？
关于北海老城到底有多老？当前有三种说法。
一是“事件说”。该说法以咸丰五年即1855年，合浦珠城巡检司迁入北海为标志，作为北海老城建城的年限。该说法的另一个依据是，珠城巡检司是次县级行政机构，这是今北海市区最早的行政机构设置，由此起北海老城的年龄刚好155岁。
二是“考古说”。该说法认为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界定北海老城有多老，并举证了在北海市区内挖掘发现的出土文物为证，认为北海建城的年代应当在明朝以前，但由于当前的考古成果中尚无具体物证能证实北海老城的具体建城时间，因此，不要轻易给北海老城有多老下定义，留待今后的考古科研去印证。
三是“建制说”。该说法认为要考究北海老城有多“老”，不应只凭某一事件或某一事物业推断，而是要从北海城市历史建制设置去求证。按照当前可参考的史料，北海老城的最早建制应是在唐代，并以《旧唐书》、《壮族通史》等经典史籍的记述为证，认为北海老城的年龄应当从唐代武德年间算起，至今已有1484年（626—— —2010年）。该说法还提出，界定北海老城有多“老”，不能只讲具体的那一部分城区或那一条街，应该以县级行政机构设置为依据。就古代的行政机构设置而言，设置县治以上的所在地，才是“城”的始建地。因为，古代的郡国志或地理志对县一级行政机构的称谓都是以“城”为单位。如《后汉书·郡国志》中记载：合浦郡，武帝置五城：合浦、徐闻、高凉、临元、朱崖”。其中的“五城”，即指五县。后世的郡国志、地理志均沿此称呼，指县为城。
笔者赞同第三种说法，应该以经历史建制为依据去考究，界定北海老城有多“老”。因为，以第一种说法，把珠城巡检司移入北海市区当为北海老城的界定是不科学的。首先，巡检司不是一个“次县级”的行政机构，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城市建制单位。据《中国历代职官辞典》记载：五代后唐（924—— —936年）已有巡检使名，宋始置巡检司。多设于关津险要，距城较远之处，维持当地社会治安，由州领导，元沿置，多限于一县之境，秩正九品，由县指挥。明洪武二年（1369年）始设于广西，后设于各府、州、县之关津要害处，从九品。《明史·职官志》对巡检司的职责定义是：主缉捕资贼，盘诘奸伪，凡在外各府州县关津要害处俱设俾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特赐敕谕之寻改为杂职”。到了清代，巡检司的级别有所降低，处于儒学之后。
《清史稿·职官志》中仅记为“掌捕盗贼，诘奸究，凡州县关津险要则置，隶州厅者专司河防”。也就是说，到了清代，巡检司在县一级关津险要设置的才司“掌捕盗贼，诘（盘查）奸宄”之责，州厅一级的则“专司河防”。由此可见，巡检司从未享受过“次县级”职级。珠场巡检司迁入北海，并不是因为要在北海设置“次县级”行政机构，而是因为嘉庆、道光以来，合浦、北海等地天地会活动发展之势迅猛，咸丰元年起合浦、北海的天地会力量又与太平天国联在一起，占领的据点达60多处，300余村，形成“巨盗炽横”之势，设在南康的珠场巡检司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咸丰五年（1855年）迁入今北海市区的。如果以这一事件界定为北海老城建制设置年限是没有史实依据的。因为，在此之前，北海老城的城市功能在史料中早有记载。
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裁廉州府水师营，设置乾体营，共置各式军舰战船二十三艘，北海作为军事供给基地之一。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廷在冠头岭设置炮台。当时的炮台实际上一个炮兵营区防地，这时，北海城市的边海防功能已具备。
乾隆二年（1738年），广州粤海关在合浦设廉州口海关，在高德设海关分卡，这是北海城市外贸功能的标志。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廷在北海设立巡海联防制度，道光十二年（1832年）、道光十三年（1833年）清廷令北海、廉州水师在冠头岭南【氵万】一带与越南军队“会剿海盗”，这时北海城市的军事功能完备的标志，有了国际协同作战的能力。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北海开通了至澳门的定期帆船航班，咸丰元年（1852年），澳门葡萄牙商人开辟了澳门至北海的艋船航班，这是北海城市的对外贸易功能开拓发展的标志。同治二年（1863年）北海被批准为外国轮船停泊装卸货物的口岸，这是北海城市对外开放功能形成的标志，相比之下，咸丰五年（1855年）珠场巡检司作为杂职机构迁入北海城区，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把之作为北海“老城”建制设置年份，是舍本逐末的。
其实，追寻北海“老城”建制设置，有史可查者，可溯源至南北朝时期。公元479年，南朝刘宋势力被萧齐取代后，划汉合浦郡地新设了十一个郡，其中之一就是盐田郡，据《壮族通史》考证，盐田郡治在今北海市。盐田郡设置至萧梁末（559年）共80年，其间历十三个皇帝。《壮族通史》成书于1994年，由时任自治区副主席张声震担任主编，搜集史料前后达十年，组织20多位史学专家、学者完成，是一部公认的壮族史学权威专著，该书的考证是可信的。
到了唐代，今北海市区内设置过东罗县，珠池县和陆州。陆州以北海至防城港沿海地区划设（《壮族通史》435页），上元二年（676年）设，天宝元年（742年）改，乾隆元年（756年）恢复。据《旧唐书·地理志》称：陆州东至廉州，南至大海，北至思州，是符合北海城区的地理位置。东罗县和珠池县的设置，据《旧唐书·地理四》记述：贞观六年置珠池”、八年改越州为廉州，十年以封山、东罗、蔡龙三县属”，十二年废安昌、珠池二县入合浦”由此可知，从贞观六年（632年）至贞观十二年（638年），是东罗县和珠池县在今北海市境内设置变动的时期（据《壮族通史》考证）。1994年《壮族通史》出版发行时，今北海市境仅辖市区和郊区。可见唐代的东罗县和珠池且是设置在今北海城市区内。
宋代，虽然目前为止尚未找到关于北海行政区域及建制设置变动的资料，但多见官吏及文人吟唱北海景物的诗篇，冠头秋霁”还被选入当时的“古廉阳八景”。在北宋廉州团练使陶弼描写冠头岭的诗中则有“吏引旌旗先阻险，匠营楼阁出虚空”、商夸合浦珠胎贱，民乐占域稻谷丰”等句，由此可见北海城区的时代概貌。
综上所述，北海“老城”的行政区域及建制设置年代，从现以考证的史籍记述中，北海“老城”的“出生”年代从唐代的东罗、珠池两县的建制设置算起，至今已有1484岁，是可以成立的。
北海老街发展年谱可以归纳如下：北海古属合浦管辖。合浦是著名的南珠原产地，又是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及波斯湾国家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所在地。冠头岭下的港湾是当时船队的停泊地之一。此后，疍家聚居于此，采珠捕鱼为业，形成村落，名为北海村。
南北朝萧齐至萧梁期间（479—— —558年），北海境内曾设盐田郡，唐贞观年间（627—— —649年）设东罗、珠池两县，后一度设陆州。明、清之际，北海对外交流日益活跃，港口码头渐趋繁荣，商贸集散日增，老街城区由是而成。
宋朝，北海”之名因出产橄榄香外销东南亚各国而记著史籍。
明代的医学典籍在记述珍珠的医药价值时也有记：今出廉州，北海亦有之。生于珠牡，亦曰珠母，蚌类也。”从中可见北海存名的时代。
明朝，形成村落集市。朝廷设古里寨于斯，时为廉州府海防八寨之一。
清雍正、乾隆时期（1723—— —1795年），形成商港雏形。
清道光、咸丰时期（1821—— —1861年），形成以大西街、沙脊街、后街为主的商业街区。其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海人开辟了至澳门的定期帆船运输线。
咸丰元年（1851年），澳门葡萄牙商人建艋船，航行于澳门、北海之间。
咸丰五年（1855年），合浦珠场巡检司迁驻老街城区。
同治二年（1863年），经朝廷批准，北海与宜昌、芜湖、温州四口岸开放，准许英国轮船停泊，上、下货物。九年（1870年），开设森昌成民信局。十年（1871），广东北海常关成立。十二年（1873年），设廉州北海海关。以北海总汇，在钦州、电白、石城（廉江）、遂溪、海康、吴川设立北海分卡，在钦州、防城设稽查子卡。
光绪元年（1875年），老街城区建香坪书院。二年（1876年）北海在《烟台条约》中指定为通商口岸，并作为领事馆驻扎处所。三年（1877年），北海新关开办，英国设立领事馆。五年（1879年），建立法国天主教教堂，十年（1884年，设立官电子局（电报）。
民国十四年（1925年）开始，对老街城区进行统一改造，将原来四米街道扩为六米，街道两侧商铺按骑楼式样统一改造，并命名为中山路，珠海路。形成北海老街城区布局至今。
北海老街几多街
在众多的有关珠海老街的文章中，论者举出许多历史事件来论证老街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也举出许多名人在珠海街留下的踪迹。如冯子材崩沙口报恩，齐白石醉饮宜仙楼，张之洞倾情珍珠宴，麦彼失意接龙桥，升平街裁缝充才子，陈铭枢寄情珠海楼，凡此种种，总之，珠海老街是一个充满传奇而又神秘的地方。但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又很普通却又不好回答的话题，那就是北海老城曾经有多少条街道呢？在一般的探讨文章中，对“北海老城曾经有过多少条街道”这个话题，通常回答是有：大西街、沙脊街、后街、中山路，其实这只统称，当年北海老城的街道可以说是如蛛网纵横，名目繁多，有名有姓的街道不下三十条。在这三十多条街道内，又有各个行业的专业街道，每条街道又都各有各的历史，各有各的精彩，笔者选择其中一部分略述之。以卿读者诸君。
珠海老街 辈分最大的街道应数珠海西靖街，据称是在道光至同治间形成的。原来在这段街道上居住的大多是广府商人。随着北海对外开放度的提高，高州、阳江、玉林的商人也纷沓而至，西靖街便有了扩展的条件，由于街道扩展到一小巷口处，该小巷名为金源巷，西靖街因此改称大兴街，意即宏图大展，兴旺发达之象。可能是人多口杂，语言混洧的原因吧，后又叫成了“大西街”，相沿传世，定名至今。当年大西街上，先后有过升平街、东安街、东华街、东泰街、还有龙皇庙码头、三皇庙码头、接龙桥等。南北货殖、中西商贾、云集此街，可谓寸土寸金，一铺难求。
沙脊街 老城中最早的专业的街道，有五馆六局之称。即酒馆、旅馆、烟馆、赌馆、妓馆及医局、公安局等。沙脊街虽然全长只有400米，但这里几乎集中了当时北海的酒馆茶楼。广西最早的电灯公司—— — 保兴电灯公司也就设在沙脊街，灯红酒绿，自成一景。沙脊街有一九曲巷直通大西街，巷中均是烟花女子，时人又称之为“花街”。
后街 因为与前街（东泰街）相对而称的，因其地势比前街高，又曾称之为高街，是沙脊街向东的伸展段，其间又有兴华街。因街有天妃庙，又被称为“庙后街”。后街类似今天的农贸市场，各种农副产品集中于此，于是便有了五花八门的街名应运而起：如卖水产品的鱼尾街，其中又分新卖鱼街和旧卖鱼街。卖米的米行街也有新、旧街名。其它如猫行街，糖行街、篓行街、盐行街、鸡行街、果行街、林林总总、难以一一尽数。但从这些街名分布中，可以看出北海老城当年盛况非凡。此外，后街还有一个别称“番鬼街”。这是因为此间居住着英国、美国、葡萄牙、丹麦、瑞士、挪威、安南（越南）等九个国家的“西人”，此外还有各类传教士和教徒近300名。
中山路 北海老城的“后起之秀”，全长2015米，是老城最大的街道。最早因属郊区，又称为“牛车路”。街西端有“西炮台”。东端多有酒楼、戏院。
当时楼层最高的大东酒楼（五层）、上海楼（三层）及德国教堂洋楼群也在中山路东端。中山路也多有各式农产品专业街，如公猫行、鸡行等。中山路上有新兴街、民生街、中华街等街名，还有北海女子学校、审判厅，抗战后逐渐取代珠海街而成为北海新的商贸文化中心区。今天，北海老街被称为岭南第一骑楼老街。
北海老街的商业
北海的商会机构起于晚清，据《北海杂录》一书记称：北海一埠，店铺不下千间，而大中商号约四五十家，以广府人尤占多数，本埠生意则以同治年间为最旺”。广府人是指广州府籍的商人，是对包括今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商人的通称。北海商会的出现，最先是由广府人成立的，早在嘉庆年间就在廉州成立了广州会馆，这算是商会机构的模型，到了同治年间，广府人在北海先后成立了敬义堂和高州会馆，以为会议之所”。其中敬义堂建于同治元年（1862年），高州会馆建于同治七年（1868年）。这就是北海最早出现的商会机构。
根据史料记载，商会当时的职责是“凡钱债官讼及交涉事，均集堂会议，而代表任之”《北海杂录·会馆》）。也就是说要发挥协调作用，沟通商家与官府之间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是“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会馆由各商家选出的代表担任“驻堂”，即专职干事。会馆的经费开支由会员商家分担。敬义堂的规模较大，资金较充足，因此聘请有常任“驻堂”，常任“驻堂”是广东三水人梁保三，“驻堂”者是要有一定的声望和资历的乡绅来担任。高州会馆的规模相对较小，会馆积蓄无多，故无聘请代表人。”商会除了发挥协调作用之外，还有祭祀的功能，每逢春秋二祭，也就是广府商人聚集会馆商议事务，举办祭祀之时。因此，参与地方上的慈善机构事务，也是会馆的重要议程，主要是兴办“义庄”之类的机构。广府人开办的慈善机构在廉州有长春旅馆，在北海永兴岭和独树根有广府义冢，黄坭窝岭有阳江义冢。
关于两家商会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82—— —1891年》中是这样记述的：北海有两个商会，敬义堂及高州会馆，前一个对社会有较深远的影响，后一个从名称上就知道为高州人谋利益的。敬义堂的会员是本口岸主要商人，会员每年向总基金捐赠该年进口货值的千分之一。有一个理事会，工作是义务的，有一个领工资的秘书。商会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会员谋福利，必要时也提供金钱的帮助。高州会馆的成员多数是劳动群众，主要是包括小商贩，搬运工人及抬轿工人等，搞的大都是关于个人利益的工作，实质上就是一个工人俱乐部。他们的范围之外不产生什么影响。”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经广东省政府批准，北海成立了商务分会，属于广东总商会下辖的分支机构，也算是引起了政府重视，有点半官方的意义了。第二年（光绪三十三年），北海商人发起成立了本埠商会，但是，出于某种考虑，该商会规定，凡加入北海商会者，一定要是北海本籍的商人。把广府商人排之门外，这种考虑是带有偏见的。用时任北海税务司阿歧森的说法，排挤广府人是“畏其财雄力富，当持权柄”。也就是说担心广府商人财大气粗，控制了商会。这样一来，虽然有了一个完全属于北海籍商人的商会，却因为排挤了广府商人，广府商人皆不见纳”，未几其会即就消灭”。这个“北海籍商会”就这样不到半年就夭折了。为了解决商会与商人之间的贯籍之争，同年六月，北海籍商人和广府商人共同协商，成立了新的北海商务分会，并明确规定，会员的贯籍不受限制，接受章程者均可入会。新的商会不但办事效率提高了，还增加了新的协调功能：凡有关商业之事可与地方官自由讨论”（《北海海关1877—— —1945年贸易资料摘编》）。斯时，北海商会确实也做了一些有影响的事情，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了抵制奸商利用法国租界走私逃税的弊端，北海商会发起请愿，要求清廷在广州湾（今湛江）增设海关卡征税，以加强对走私逃税者的监控管理，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秩序。
北海新商会成立之前，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就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北海籍商人发起成立只许北海籍商人参加的本埠商会后，北海商会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即分别由下广府商人组成的“南行”分会和由上广府商人组成的“北行”分会。“南行”分会是北海籍商人，会址在今民权路。“北行”分会是广东南海、佛山、九江籍商户，在今民建一街的广州会馆设会址。“北行分会”的会员都是经营大宗进出口业务的商户，当然财大气粗。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直至广东省商务总会批准成立北海分会，指令将南北分会合并才结束。宣统三年（1911年）北海商务分会新会址建成，地址在今中山西文明粮店，北海商会搬入新址办公后实行改组，选出关泰号的老板关星渠为首任会长。
民国期间，北海商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功能作用也不断扩大，在维护商户和民族权益方面也有所作为。民国五年（1916年），北海商会据实电请内务部、盐务署，要求减轻北海渔民、盐民的税赋，获准盐税由每担现征五角一分改为二角。民国十九年（1930年）桂军侵入北海，令北海商会向商户筹集款项以充军饷，遭到了商会的抵制。抗日战争期间，北海商会发动本埠商户抵制日货，日寇占据涠洲岛对进入北海港的物资进行掠抢封锁，北海商会和北海商户冒着日寇残杀生命，没收财资的危险，群策群力，抢运越南粮食货物，以救燃眉”，增强我方抗战货源”（《北海商会请免税电报》）。为了使北海在日寇封锁掠杀中能够维持抗日斗争的营生之需，北海商会以代主席黄则林领衔，联系其它行业公会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向财政部长孔祥熙发出电文，要求中央政府对北海予以免税。此一请求得到了财政部、行政院的专函批复同意，并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明令，现值抢运期间，争取物资，至关重要，该处商民由国外抢运之货物登记手续，自可酌予以宽办理。”当时的中央政府给予北海的特殊待遇是罕见的，北海商会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北海老街的金融业
北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也是最早设置海关管理机构的。早在元代朝廷就在北海设置了市舶提举司来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市舶提举司相当现在的海关部门。随着对外贸易业务的不断扩展，北海的金融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其间，有三件鲜为人知的轶事：一是曾用军舰运银元来北海；二是北海的钱庄曾一度代理海关收税；三是北海银行曾发行过北海的货币（纸币）。
北海金融业的发展虽然较早，但是，在北海形成金融管理系统是在民国初年的事，在此之前，北海的金融流通基本上是依靠商号与钱庄之间进行的。因此，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卷中记述：北海没有商业银行，但贸易所需的银行手续由商人之间办理了。多数商号在佛山、广州及香港设有代理行，他们可以签发汇票。利息率根据银行松紧及贸易波动而相差很大，月息可高达三分，有时跌到一分以下。”由此可见，北海海关成立初，北海的金融业还是一种萌芽状态，靠代理形式去进行金融流通。而且也很有些市场交易的性质，利率可以随行就市，在一分以下，三分以上。
为什么来有这样的状况呢？《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卷是这样解释的：在本港开办银行十分容易，只是看需要。即是说这里没有商业银行，也没有必要。因为经营大多是代理商，它们的财务处理是附属于大商业中心广州和佛山的。”换句话说，当时大宗的金融业务都是与广府商人之间进行的，他们之间的业务往来结算，都是在广州和佛山。加上当时流通的都是银元，携带极不方便，广府商人在北海做生意，却充分利用广州和佛山的金融机构进行内部结算，省却了搬运的麻烦，因此没有必要在北海开设一个专为广府商人服务的“广府银行”。据史料记载，晚清北海港的对外贸易已具相当规模，同时海防建设的规模也相当庞大，为了支付本地区的货币流通和军费开支，清政府曾动军舰从广州运银元来北海应急。用军舰运银元这件事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符合当时北海港的实际情况的，有清一代，北海港一直都是重要的海军基地，最多时曾集结了三十多艘军舰，巡查海面东起东莞虎门，西至越南清化（即史称白龙尾）一带海面，军舰往返频繁，军转民用也就平常了。
随着港口业务的发展，广府商人可以通过广州、佛山的商号和银行流通结算，但因海关的收支而产生的货币往来，也就成了问题。特别是当时的北海口岸同时流通着多种货币，有袁世凯银元，英国商业银元，有日本银元，而日本银元又有两种，一是日本银行发行的银元，二是东京银行发行的银元，还有越南银元和墨西哥银元。除此之外，又有铜钱也称为铜先、制钱。大量的银元和铜钱在北海流通，造成了偷运出国的现象。一些商界败类与殖民者勾结，将北海的银元和铜钱用帆船运至海口，然后在海口装上轮船运出国。一些人还专门做倒运银元的勾当，即把北海的银元运出香港、海口，然后在香港、海口运铜钱回北海填补空缺。从中获取暴利，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金融流通失控的状态下，北海海关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由北海的银号代收海关税。光绪四年（1878年），北海市广恒银号成为第一家代理海关收税的银号。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北海银号的出现几乎是与海关成立同步的，但当时北海银号的主要业务不是民间货币流通，而是专为海关收税而设立的。北海最早设置的官办银号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广东官银钱局设立的海关银号，代收外商税款。民国4年（1915年）2月，成立了北海汇兑所，代替了北海海关银号代收关税。在没有设立官办银号之前，即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前，则是由民间银号代理。北海高广恒银号是当时北海最大的银号，理所当然成为首选。不久，高广恒号却因管理不善而倒闭，转由永安银号接办。从1877年起至1904年官办银号成立之前的二十七年间，先后有高广恒、永安、兆康、陈有合、海记、慎裕等银号代理过海关收税业务。这就是北海私人银号代理海关收税。这就是北海私人银号代理海关收税这一奇特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
民国4年（1915年）2月，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在北海设立了汇兑所，取代私人银号成为专门收缴海关税款的官办机构。第二年5月，袁世凯称帝，时局混乱，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停止营业，北海汇兑所也随之停止营业。民国7年（1918年）9月，北海汇兑所撤销。
民国4年（1915年）10月，中国银行曾在北海设了一个分行。但这个分行多灾多病，仅经营了半年，就于1915年3月29日关门。同年9月重新开业后，由于没有足够的业务，到了民国7年（1918年）10月又再次关闭。由于银行的设置关停杂乱无章，造成了工商业损失巨大，民怨沸腾。民国11年（1922年）北海当局通令本埠商民使用广东省银行发行的纸币，此举引起了北海商人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联合起来于7月31日举行罢市以示抗议。
一致罢市拒绝使用纸币，这场风潮一直延伸到9 月5日，当局采取由市民认购纸币专作驻军军饷之用，才平息了这场罢市风潮。民国12年（1923年）8月，占据北海的黄明堂又以五分面值的镍币在北海发行。北海商会认为这种镍币的价值在广州狂跌，已无使用价值，拒而不用。最后当局采取折中的办法，分摊认购6000元，由各商户分摊，最后这6000元镍币到广州兑现时，只抵二折，只能够换回1200元。民国13年和14年之间，占据北海的军人政府在廉州、钦州开设造币厂，铸造劣质银毫，银的成数只有三成左右，此举使北海商民损失惨重，这种镍币一直使用到1927年，广州中央银行北海办事处成立，统一以钞票按面值收回后才停止流通。这就是早期在北海发生的几次金融风暴”，北海商民因此遭受的损失和伤害是惨痛的。
从1927年5月，广州中央银行北海办事处成立至1949年12月4日北海解放期间，北海先后成立的金融机构有：1927年7月1日，中央银行北海办事处升为支行，1932年12月成立的广东省省银行北海支行。1947年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北海办事处，1947年成立的北海太平洋保险公司。抗日战争时期，北海的银行又先后迁至石头埠、公馆铁山、合浦县城等地营业。其间，1927年7月广州中央银行北海办事处升格为支行，由设在广州的总行拨给北海—百万元中山毫基金，成立了北海支行金库，同时授权北海支行按基金额印制发行地方钞票，式样与总行发行的钞票相同，只是在票面上加印“北海”二字，作为地方流通专用货币。1930年，投靠广西的张发奎率桂军攻入北海，银行停止营业，公告持有该钞票者可向总行十足兑换，但当时北海钞票币值已狂跌5成。1931年12月银行复业，北海所发行的钞票恢复全数兑现，使用至1939年。至今，北海市民中有收藏有北海银行发行的这种钞票纸币，作为历史见证存世。
北海老街的旅馆业
清末民初，北海老街商贸繁荣，各行各业在老街展开的经营角逐，东西商品，南北货殖汇于老街，带旺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于是，北海老街出现了五馆（酒馆、旅馆、茶馆、烟馆、妓馆）林立的景象，老街的旅馆业更是兴旺超前，执北海第三产业的牛耳，期间有许多奇闻轶事。北海老街旅馆业的发达，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外国人聚居形成的“波楼区”；二是对外贸易中海运业的急剧发展；三是出洋劳工“卖猪仔”的人流汇聚。
北海开埠之后，促进了老街的商业发展，据当时的有关资料记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老街的职业人口比例是“商人占四，工人占六”。从这个职业人口比例中可以看出，当时老街的商业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即便是今天，恐怕也没有哪个城市的职业人口比例达到如此商业化程度。在这个时期里，长期住在老街的外国人分别来自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美国、丹麦、瑞士、挪威、比利时，安南等十个国家的400多名“洋人”。这些洋人们除了一部分是传教士、教徒、医生之外，大部分是商贸人士。他们集中居住在老街东区，形成了一个“洋人小区”，他们的住宅区都是西洋式建筑，当地居民称之为“波楼”，为了适应洋人们的生活娱乐，波楼群周边便出现许多高级的酒店旅馆，这些高级的酒店旅馆都是当时老街最高的建筑。许多社交活动和重要会议、庆典都在这里举行。老街的旅馆因此也接待过许多有头面的人物，如张之洞、冯子材、唐景崧、齐白石、英国女飞行员、美国飞虎队队员、陈铭枢、蒋光鼐、张发奎、陈济棠、法国总理和法国驻越南总督等，都在老街的旅馆中留下了奇闻轶事。
形成老街旅馆业兴旺发达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清末民初北海港对外贸易中海运业的急剧发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众多的外国轮船云集北海港。在史料记载中，自同治二年（1864年），清政府添开宜昌、北海、芜湖、温州等四个口岸，准许英国轮船靠泊装卸货物之后，北海就成了外轮在中国装卸货物的首选。特别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到北海港停泊的外国轮船每年都数以百计，年进出货物量最高时达64万吨。年进出外轮最多的年份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当年共有326艘外轮停泊北海。如果连国内进港停泊装卸货物的轮船计算在内，民国十八年（1929年）进港停泊装卸货物的中外轮船共达538艘，斯时，用“轮船云集”来描述北海港海运业的盛况并不为过。从光绪十五年到民国十八年的四十年间（其中有三年缺记录）有资料记载进入北海港停泊的外国轮船共4302艘，平均年进港的外国轮船超过116艘，这个数量在当时是非常庞大的了。有了大量的轮船停泊装卸货物，就有大量的人流、物流，老街旅馆业的发展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广阔的前景。
与此同时，老街旅馆经营状况也屡次出现“爆棚”的景象，促成这种“爆棚”景象除了外国商人大量涌入和外轮云集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海港出洋劳工“卖猪仔”的兴起。光绪十五年（1889年，一说光绪十六年）七月，德国轮船“威洛时”首次从北海港运载120名出洋劳工。接着当年先后有十艘外国轮船从北海港共运载1300多出洋劳工。由此开启了运载出洋劳工的专门航线。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两广总督下令禁招出洋劳工的十五年间，从北海港运载到东南亚各国的出洋劳工将近万人，运载出洋劳工人数最多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仅往文莱岛一处的出洋劳工就有2897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有2380人。大量的出洋劳工现象催生了一个怪胎，就是专帮招收出洋劳工的“人贩中介”。这些“人贩中介”事先在北海老街旅馆定有“招工寓所”，即专作出洋劳工的临时招待所。接着就到周边的农村去以到南洋挖金矿发大财为诱饵欺骗家庭贫穷或急等钱用的农民，然后将这些被骗农民带到“招工寓所”安置，签订“卖身契”，每够一船后即运走。被骗农民在“招工寓所”的一切费用都是免费提供的，但日后要在工钱中扣除。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任四品衔北海税务司庆丕在一份报告中是这样描述老街旅馆中“招工寓所”的招工情形：北海招工之事，本处设有招工寓所，寓主着土探赴各乡村招徕齐集各寓。
俟船到即行出口。所招客工，或纷纷同群而来，或踽踽独行而至，必有土探引招工之人。”自招工船离埠后，常见轿店半失其人。”进出北海港的出洋劳工对老街旅馆经营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斯时，北海老街中旅馆生意之红火，有晚清王传缙《北海杂吟》为证。“风景繁华异昔年，层楼叠阁耸云端。
剧怜海角无多地，照水红灯不夜天。”是呀，在这灯红酒绿之中，有多少豪门夜宴，又有多少辛酸血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