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与北海老街同时建成的合浦中山路骑楼
北海老街的“九三事件”
北海老街的“九三事件”（也称“中野顺三事件”）至今已经七十四年了，在地方史料的记述中，关于该事件叙述多有差异，这是因为撰者只从各自认识的角度去取材，而缺乏系统对老街的“九三事件”系统的探讨所致。因此，在一些叙述中仅限于北海的孤立事件。事实上“九三事件”的发生，在抗日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其中包括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集团对地方派系势力的态度，桂系集团与粤系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抗日力量与地方势力的消长影响，北海在当时各种势力之间的角色地位，这些深层的社会因素，决定或影响着“九三事件”的结果走向。
首先是关于“九三事件”的叙述。虽然对“九三事件”的叙述有各种版本，其中不乏地方史志研究人员的专述。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笔者认为原十九路军机枪手，新编十九路军驻北海部队“刺杀中野顺三小组”成员周大强的口述经历较符合历史原貌，应该是研究北海老街“九三事件”行动过程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是北海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北海自开埠以来，一直都是英、法、德各国关注的重点之一，特别是法、德之间的竞争，明明暗暗之间，甚至动用军舰来显示实力。抗日战争爆发，北海是中国战场上唯一一个能从海路控制东南亚战争运输交通的城市，日本长期占领涠洲岛及抗战后期美军在北海设置空军机场，作为收复东南亚的空中走廊中转站等军事部署，都说明了这一点。而当时与北海隔海相邻的越南又是法国的殖民地，北海地战略地位可见一斑。
三是关于中野顺三的身份。在许多地方史料的记述中称“日侨中野顺三有间谍之嫌被刺死”。
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也称“中野顺三有间谍嫌疑”，甚至称“中野顺三很有可能有间谍行为”。凡此种种，给人一个不确定的印象，似乎刺杀中野顺三是出于某种需要。事实上，中野顺三确确实实就是一个间谍，他不但到处搜集北海的情报，尽干一些与卖药无关的勾当，还定期向日本军事机构报告，按月领取日本政府的津贴，是一个以经商为掩护的老牌间谍，正如周大强口述中所说，他们接受的任务非常明确，是要杀一个潜伏的间谍，而不是有“间谍嫌疑”的日本人，笔者认为，这一叙述非常重要。在今后关于“中野顺三事件”的论述中要明确。
四是新编十九路军的组建成立及其六十师所部进驻北海的历史背景。新编十九路军组建，是桂系集团、粤系集团在与蒋介石政权权力角逐中，借抗日旗帜整合力量与蒋介石抗衡的结果。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联席会议，决定以抗日反蒋为名，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救国军”，陈济棠为该军西南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这就是抗战初期的“两广六一事变”。接着桂军四个师入湖南驻永州，粤军也派四个师入湖南驻郴州。逼使原来驻守永州、郴州的蒋军撤退，蒋介石令陈诚调两个军布防衡阳，并令各军集中武汉，向衡阳靠拢，战争一触即发。而此时，冯玉祥、李烈钧又电告李宗仁、白崇禧，明确表态不支持李、白与中央对抗。更糟糕的是驻在粤湘边界的粤军拒绝参战的命令。此时，原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师长翁照垣到达广州，并被任命为桂军新编第一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率部向湖南进发。李宗仁、白崇禧抓住这个契机，决定在桂恢复第十九路军，经与蒋光鼐协商后，恢复十九路军番号共编三个师，翁照垣所部拨入十九路军。接着翁照垣率原十九路军官兵600余人由广州到达南宁。“九三事件”结束后，李宗仁奉蒋介石命令遣散新编十九路军，翁照垣要求率部留在十万大山坚持抗日打游击战，李宗仁责骂说，你要留下来只能带走自己的兵，广西的兵要留下来，指就是这600名原十九路军旧部。不久，蒋介石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实际上是要削弱桂系实力。
8月中旬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组建军政府与蒋介石讲条件，这个军政府包括李济深为副主席，蔡廷锴、蒋光鼐为政府委员，陈铭枢为国际特派员兼侨务部长。新十九路军指挥部设在南宁，蔡廷锴任总指挥，翁照垣、丘兆琛、区寿年分任第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师师长。新十九路军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成立的，带有强烈的反蒋色彩，直指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为新十九路军的悲剧结局埋下了隐患，新十九路军注定要成为各派势力妥协的牺牲品。蒋介石听取了北海“九三事件”汇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撤退十九路军作为解决该事件的先决条件，由此可证。
五是关于新十九路军撤出北海。至于新十九路军撤离北海，也是复杂多变的因素所致，中野顺三事件”只是一条导火索。这里列举新编十九路军成立至撤出北海的时间表，从中可以看出其中奥秘：1936年6月1日，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在一起，召开西南执政部、西南政务会联席会议，以抗日反蒋为名，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救国军”，陈济棠为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
16日，翁照垣被委任为桂军新编第一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
20日，李宗仁、白崇禧与原十九路军将领会商，决定恢复第十九路军。
7月7日，翁照垣率前十九路军官兵600余人由广州到南宁，编入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
8月7日，翁照垣率桂军进入北海。17日，李宗仁、白崇禧召开紧急会议，设立“中华民国人民抗日军政府”，邀请李济深、刘芦隐、陈铭枢、黄旭初为委员（在此之前，蒋光鼐已和李、白协商恢复十九路军事宜留在南宁）。李宗仁为主席，白崇禧、蔡廷锴为副主席。李济深为组织部长，陈铭枢为国际特派员兼侨务部长。明白人一眼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个“中华民国人民抗日军政府”实际上是新桂系势力与福建事变“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基本班子的组合。因此，中野顺三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即9月8日，蒋介石在听取刘斐报告北海事件经过时，蒋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撤走十九路军当作解决北海事件的前提。同时，也是达成蒋桂和解的一个条件。很明显，蒋介石是非常不愿意看到十九路军重建，更担心十九路军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势力结合在一起，重演福建事变的局面，必欲将十九路军除去而心安。
8月26日，新十九路军翁照垣师进入北海。
9月3日刺杀中野顺三。
9月8日，蒋介石听取刘斐报告“九三事件”后，认为解决该事件，应先撤退新十九路军。
9月9日，李宗仁、白崇禧致电张居正、程潜表示接受新任命（即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中央军委会委员并指派为常务委员，黄绍雄为浙江省主席）。
9月10日，李宗仁、白崇禧召开师长以上会议，宣布接受中央和平方案。同日，翁照垣宣布北海戒严，坚决拒绝日方调查人员上岸。
9月11日，蒋介石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并再劝翁照垣部退出北海。
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表和平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9月15日李、白遵蒋介石电令，限翁照垣20日前率部撤出北海。
9月16日，翁照垣部分批撤出北海。同日李、白在南宁举行隆重的就新职仪式。同日，李济深、蔡廷锴离开南宁。
9月17日，李宗仁、白崇禧到广州会见蒋介石宣告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桂对峙结束。由此可见，李宗仁、白崇禧挟十九路军之势逼蒋让步，而蒋介石则为防止十九路军东山再起，以逼走十九路军为条件，达成双方的和解，这才是十九路军撤出北海的真正原因。据十九路军战士回忆，十九路军撤出北海时，翁照垣召集官兵训话，要拉部队到十万大山去打游击。李宗仁对此很不满，声称：你（翁照垣）上十万大山可以，但只能带你们的十九路军旧部，广西兵还我。这才是十九路被逼撤离北海，最终解散的主要原因。
9月21日，翁照垣部退出北海。
10月22日新十九路撤销，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新编第一师。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九三事件”中，新编十九路军成了桂系与蒋介石集团交易中一只筹码。
新十九路军是各派力量在抗日旗帜下的力量整合，也是各派力量妥协的牺牲品。桂系和粤系势力要借十九路军的抗日声威来抗衡蒋介石的同时，为自己组织的“中华民国人民抗日军政府”护驾，使蒋介石投鼠忌器，不敢贸然出兵征讨这个中央政府以外的“政府”。桂系从中达到了占地自保的目的。蒋介石则借“九三事件”逼迫李宗仁、白崇禧撤销十九路军，取消军政府，服从中央领导，蒋介石从中达到铲除心腹大患的目的。
关于由新编十九路军发动的“九三事件”，桂系更是对蒋介石推得一干二净。李仁宗在其回忆录中有一段话为证：我训令翁师长将部队撤回广西，照垣竟抗不从命。九月初，并无故将一日商杀害，企图引起国际争端。李济深、蔡廷锴等也随之鼓噪，全省军民随声附和。白崇禧和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舌敝唇焦，才将此一风潮平息下去。”读完此文，不禁教人为新十九路军的遭遇叹息不平。
六是新十九路军进驻北海后形成的新格局。
新十九路军在南宁重建，为桂系向蒋介石计价还价争取重要条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桂、粤之间的政治、军事格局，特别是翁照垣进驻北海后，这种格局也就更加明显。
首先，翁照垣是陈铭枢旧部，又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主将，后又参加“福建事变”，是粤系的主将之一。
（二）、合浦既是陈铭枢的故乡，又是粤军战略要地，粤桂战争期间，合浦都是粤桂争夺的主战场。
（三）、翁照垣是陈铭枢力排众议，一手提拔重为粤军将领的，他驻军北海等于北海回归到粤系地盘。而此时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刘芦隐、黄琪翔、区寿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及“福建事变”主要人物都以新十九路军为核心，以抗日反蒋为旗帜集合在南宁，正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所称，确有“全省军民随声附和”之势，这是桂系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李宗仁正是看到了新十九路军有可能因此坐大的潜在因素，训令翁师长将部队撤回广西，照垣竟抗不从命”，更增加了李宗仁的危机感，借“九三事件”撤销新十九路军就是最好的机会。
（四）、翁照垣驻守北海时，与中共北海地下党领导的抗日组织有联系，支持北海民众的抗日运动，在抗日的旗帜下形成了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新趋势。新十九路军进驻北海后所形成或即将形成的以上任何一种局面，都不是李宗仁、白崇禧组建新十九路军的初衷，更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扼杀和防止这些格局的形成、发展途径只有一个，就是撤销新十九路军建制。
“九三事件”既是新十九路军的“成名之作”，也是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处心积虑刻意取消新十九路军“名正言顺”的借口。新十九路军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可以说，新十九路军撤出北海并致撤销，是李、白与蒋介石交易后实现的双赢，是北海抗日形势的一个悲剧。因为，如果新十九路军继续驻守北海，日本鬼子不可能轻易侵入涠洲达七年之久，北海、合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很快就转入地下，进入山区，北海整个抗战格局就会出现新的变化。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七是执行刺杀中野顺三的任务。执行刺杀中野顺三任务者，是由新编十九路军六十师（翁照垣师）下属一个营中选出的七名战士组成，由一个副营长带领，时任机枪班班长的周大强（合浦人）是七人小组成员之一。周大强本人在口述《刺杀日谍中野顺三亲历记》中回忆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广西李宗仁收罗十九路军旧部，设独立团。是年八月，十九路军恢复，军部设在玉林，我被编入翁照垣为六十师。
1936年8月下旬，六十师由玉林经博白开赴钦廉地区。在一个没有月色的晚上，我们急行军从合浦开拔北海。正是晒元肉的季节，许多人家点燃煤油灯、汽灯剥龙眼。北海市民以为我们是白崇禧的桂系军队来骚扰，纷纷逃命。后来知道是十九路军才又回来。
我们一个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进驻北海，营长区海文（广东罗定人）。我在机枪连当班长，班内只一挺轻机。我们驻地在赵屋祠堂。
我们对翁照垣很敬佩，他爱兵如子，独立团刚成立时，有次他对我们训话，说：你们想一想，我为什么放着广东的师长不当来广西当?’他的抗日反蒋的主张很符合我们这些老兵的胃口，都想在他手下干一番事业。到北海没几天，区营长找我们排长区白兴（广东罗定人）。说师部有命令，要杀一个日本佬，有什么人做得手势的找出几个来。后来排长带我去见营长。到了营部，区营长正与一个商人打扮的人谈话。那人走后，营长问我：要杀一个日本仔，你敢不敢做手？’杀日本仔容易过吃糖，用刀得，用枪也得，我去干掉他就是了。’区营长笑着说：没那么容易，师部要派人来，我们也要组织一班兄弟才好下手。’话说这日本人叫中野顺三，据悉是一名潜伏多年的间谍，在珠海中路开设‘丸一药房’，以经商为掩护从事刺探军事、经济情报等间谍活动。翁照垣当机立断，即派人通知该日本人立即离境，又令我们做好秘密刺杀的准备。
果然，师部派来两人，都是三十岁左右。我和排长区白兴也从机枪连挑选两个身强力壮的老兵。以本营副营长为首组成了七人行动队，全是白话口音，一身黑胶绸打扮，穿黑色力士胶鞋，每人一支驳壳、一把配有皮套的五寸匕首。我们通过侦察及多方了解，摸清‘丸一药房’内部情况以及中野顺三的外貌特征等。原来中野来北海二十多年，已娶了两个本地女子做老婆，生有子女八人。我们原计划打制十一个钢箍，把中野一家箍实，然后查抄他的金银财物。此计划报请翁师长后，他怒骂营副一顿，说只杀中野一人，不得错杀；中野家物连一个铜仙也不准拿。谁拿就七个人统统枪毙!事成后另有重赏!我们组队后等了多天，仍未见师部下令动手，大家有些不耐烦，说不干了，要脱下便衣归还营部，可就在9月3日这天，翁照垣下了命令：当晚动手。
9月3日晚八时多，我们一行来到‘丸一药房’门前。已是掌灯时分，店门紧闭，店门骑楼下歇有多辆黄包车。我们喝令车夫拉车走开。营副与一队员上前拍门诡称买药，店门打开后，留下两人把守大门，其余五人鱼贯而入，在装作买药时，我们故意说：你他妈的统统是日本货。’与中野的大仔争吵起来，当发现中野不在楼下时，我们又留下两人以枪逼住中野家属，不准他们声张，我及其他人上楼去找中野，见中野正在给小儿子喂粥，我们一手握电简，一手拿短枪，在电筒光下看见一个脑壳发亮的五十开外的矮胖男子。确认这就是中野后，只见中野连连后退，用合浦话说：我无是日本人呀!’师部一人上前执住中野衣领，迅即以所持驳壳枪顶住中野的太阳穴，隧即我们拔出匕首照中野胸前、腰、背等捅了多刀，中野血流如注，即气绝身亡，下楼时我们用手一拍，召拢全队人迅即离去，分成两路，各奔东西，并把预先准备好的传单随街散发。刚转身出门就听见中野的家属大喊捉贼的喊声。到达预定的税所时，大家迅速脱下血衣，换上营长送来的军装，坐上黄包车返赵屋祠堂驻地。
事后，翁照垣果然应诺，打赏了我们三千元（广东银行发行的纸币）。”这就是由当事人口述的刺杀中野顺三的具体过程，是真实可信的。
翁照垣师进驻北海。就听到当地群众对中野的间谍行为的反映。在淞沪目睹日寇暴行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恨之入骨的翁照垣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布置其秘书丘东平调查收集情况，相机行事。
丘东平是三十年代蜚声我国文坛的战地作家，1910年他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梅陇镇马福兰村，少年时期即投身彭湃领导的著名海陆丰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共，运动失败后流亡香港，后由在十九路军任职的大哥丘国珍引荐，担任翁照垣的秘书，丘东平调查得知，中野不仅刺探我政治、军事情报，而且勾结地方黑恶势力，欺压百姓。丘东平把情况报告翁照垣。
可见，翁照垣是通过调查后，确定了中野顺三以开药房为业的间谍行为。为了保障北海的安全和驻军的机密，同时也是为了一挫日本军队的气焰，才果断采取措施，决定组织行动小组，秘密处死中野顺三。今天，我们在研究“九三事件”时，应该明确这一点，没有必要为中野顺三的间谍身份加上“嫌疑”二字。刺杀中野顺三是北海人民反对侵略，抗日救国的正义行为，也是新十九路军的光荣，也是我党抗日统一阵线在北海成功实践的范例，应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去宣传，把之当作北海抗日战争史的重大科研课题去加以挖掘、研究。
八是关于“九三事件”的解决。如上所述，九三事件”最终的处置方式，对北海此后的抗战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九三事件”发生的前几天，日方不顾中方的阻止和劝告，在成都开设领事馆，渡边等人擅自独行而被杀。日方对此具体过程不详，不好借题发挥。但对北海事件，日方是了解到这是由于十九路军翁照垣部进驻北海后，进行抗日宣传所致。为此，日本国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对此进行道歉和查办，要杜绝排日行为，并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命十九路军撤出北海。一方面立即抓住这两事件大做文章，外相有田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陆军、海军、外交三相举行会议，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军部甚至叫嚣：“如事件解决拖延下去，即行使兵力的决心。”由于日方的渲染和夸大，成都和北海事件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中国国内各大报纸也纷纷以“成都月”、北海月”为大字标题披露这两个事件。
中日双方的具体处置
9月3日，中野顺三被翁照垣部所杀。
9月8日，日领事须磨访外交部长张群，作中日谈判之初步接洽。
9月9日，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官米内光政派第13驱逐舰队和第16驱逐舰队开往北海。
9月10日，日本为“北海事件”又派军舰8艘自青岛南下，开往北海，翁照垣宣布北海戒严，南京日领事须磨弥吉郎向外交部有所表示。
9月11日，蒋委员长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并再劝翁照垣部退出北海。同日，北海事件调查专员凌士芬到北海。
9月13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交涉成都、北海事件，并提出四项要求：1）中日经济合作；（2）华北五省（冀察绥晋鲁）实行自治；3）日本有权在长江沿岸各地及海南岛驻军以保护日本利益；4）修改中国学校所用教科书，务将其中反日宣传删除净尽。交涉无结果。
15日海军军令部制定了《北海事件处理方针》。其主要内容有：从速贯彻日前正向国民政府进行的要求，促使其迅速表明排除在北海的抵抗的决意”；决定向北海增派兵力：第1航空战队、第2航空战队、第8战队和特别陆战队1个大队，另外令第2舰队、第1水雷战队、特别陆战队3个大队及舰载战斗机和攻击机各24架为待机兵力……“与上述措施并举，进行外交交涉，同时与成都事件合并强行解决”。
同日，日大使川越茂与外交部长张群开始交涉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中日间之一般问题，凡三小时。针对川越提出四项要求，张群外长提出五点反要求：1）取消塘沽、上海两协定。（2）取消冀东伪组织。（3）停止不法飞行。（4）取缔走私。（5）在绥东剿匪（指绥远省东部伪蒙军）。
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茂举行谈判，商议解决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时，张群说：关于成都事件，我们愿意诚心诚意地解决问题。关于北海事件，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保证日方在当地能自由调查。我们取缔抗日、排日活动的态度不会发生变化。成都事件以来，国民政府已经发布了两次行政令，并通令全国。”川越茂要求道：十九路军必须从北海撤走。”张群说：中方正在妥善处理十九路军的问题。”川越茂质问道：接连发生抗日辱日行为，中国对改善日中关系到底有否决心和诚意？”张群说：中方已经下了决心，以求改善中日两国关系，至于说到具体的诚意，那要等中国方成协商后，才能公布，我现在恐怕不能回答。对于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你能否告诉我日方具体的提案？”川越茂说：为了证明中方的诚意，就由中方提出具体改善两国关系的方案。我希望与蒋委员长会晤。”张群说：蒋委员长正在广东处理十九路军撤退的问题，并不在南京。我将把你的要求转告蒋委员长。”由于双方要求的条件背道而驰，谈判没有结果。
9月16日，张群与川越茂二次会谈，仅二十分钟。翁照垣开始自北海等地撤回广西。
9月17日，驻日大使许世英访日外相有田八郎，谈北海事件。蒋委员长派高级参谋唐星赴北海调查。
9月2１日，翁照垣部退出广东北海。
9月23日张群与川越茂第三次会谈，9月24日，北海事件调查完毕，日舰八艘开去。
12月30日，中国政府外交部于当年十二月三十日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对北海事件的解决作了表态。
12月30日经驻华大使川越茂与中国外交部长张群交换公文解决,成都、北海两纠纷事件。
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张群致日本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川越茂的照会全文如下：径启者：关于本年九月三日日本商人中野顺三在广东北海遭遇变故一事，本部长兹代表政府以诚恳态度对贵国政府深致歉意。当时北海地方情形特殊，又因事起仓卒，关系当局，虽有相当措置，究有未周，惟当时实际警备该地人员翁照垣，丘国珍等，早经遣散。北海公安局长陈镇亦已去职，无从另予处分。本事件之凶犯，业已视情节之轻重，分别予以处分矣。中国政府对于该日商中野顺三之遗族，给予抚恤费三万元。本事情既照上开办法予以处理，中国政府认为业已解决，相应照达资大使查照见复为荷。本部长顺向贵大使重表敬意。
此致日本帝国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大使川越茂阁下。
1936年12月30日。
日本大使川越茂收到了本照会后，也回复了张群部长，全文如下：径启者：接准本年十二月三十日贵部长照会，内开等因，业已阅悉。中国政府给付该日商遗抚恤费，计中国币三万元，亦已由日本大使馆收到，现日本政府认为本事件已经解决，相应照达贵部长查证为荷。本大使顺向贵部长重表敬意。
此致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张群阁下。
通过当时张群致日本大使的照会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中野顺三之死的结论是“遭遇变故”，只是北海当局在“情形特殊”中，虽然采取了“相当措置，究有未周”的环境中发生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故，是因为“当时实际警备该地人员翁照垣，邱国珍，早经遣散，公安局长陈镇亦已去职。”这样就巧妙地排除了政治因素（排日刺杀），军队介入等纠缠。这封照会的表述可以说是圆满、滴水不漏的，使日本军队无法钻空子。在当时中日关系紧张而又微妙，战争迫在眉睫，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野顺三的态度，应该说是可取的。
在整个事件中，以支付三万元“抚恤费”，十九路军撤离北海，参加处死中野顺三的行动小组七人中，没有一人受牵连（行动小组获翁照垣奖赏三千元，广东银行发行的纸币）实属难得。
当时中国政府外交部将中野顺三称之为“日本商人”，并将事件称之为“变故”，是讲究策略的外交辞令，并不因此认为中野顺三的间谍身份有异议。时任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在致张群外交部长的照会中也含糊其辞的表示谢意，其实也是心照不宣的。
日寇炮制的“祭奠中野顺三事件”
1941年3月3日，日寇军舰5艘，航空母舰一艘从涠洲岛突袭北海市区，先有200余日本兵从高德登陆，很快就增加到一千余人，侵占北海市区，开始了为期7天的疯狂掠抢奸杀暴行，史称“三三事件”。在“三三事件”中，日寇在北海市区破坏楼房3200间，烧毁民房48间，船只156艘，掳走和杀害市民207人，强奸妇女156人。日寇侵占北海后，在老街演出了一幕“海陆空三军祭奠中野顺三仪式”的闹剧。
1941年3月8日，中午时分，一队日寇军队操着正步，耀武扬威的进入老街珠海路，来到原“丸一药房”门前。这队日寇军队进入老街后，立即驱散行人，不准附近的居民靠近，在“丸一药房”里搭起了灵棚，设立灵牌，在门前安放“已故中野顺三之墓”的灵牌，由海军大佐凡石为“海陆空三军代表”，宣读祭文，燃放鞭炮，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祭祀仪式。
日寇军队以“海陆空三军”的仪仗，如此兴师动众地为一个小小的”药房老板”中野顺三举办如此隆重的祭奠，是明眼人都会明白中野顺三与日本军方不寻常的关系。日寇军队之所以大张旗鼓地公开为一个间谍声张，是因为作为侵略者，它们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罪恶行径戴上虚伪的面纱，同时也是在向中国人民和政府示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