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近代重大历史事件
北海老街城区自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廉州府北海商人开辟北海至澳门的定期帆船运输航线后，清咸丰元年（1851年），澳门葡萄牙商人又建艋船，航行于澳门、北海之间。到了清咸丰五年（1855年），合浦珠场司巡检衙门迁入北海老街城区，老街城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的功能日益齐全。清同治二年（1863年），清廷添开宜昌、北海等口岸，准英国船只靠岸装卸货物，标志着近代北海港口城市功能的形成，也是老街城区对外开放进入常态化的标志。因此，老街城区成为英、法、德各国列强关注的重点之一，先后有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美国、比利时等八个国家在北海设立领事馆、海关、教堂、洋行等机构。这促进了老街的商业发展的同时，也把老街城区推入了多事之秋。此间，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老街当年的风云波涛。
殴杀抽厘官事件 清同治九年（1870年），北海税卡员因买担大米同货主互相争论，放枪恐吓，误毙对面铺伴邓振基，百姓怒将该卡委员沈茂林拉出来殴打，并将税卡捣毁。数日后，沈毙命，清廷将北海税卡撤销。
教民私建教堂事件 清光绪五年（1879年）6月，北海教民周朝栋私买房屋建天主教堂，遭民众控告到官府，廉州府判买卖无效，交还原银，退还房屋。这是北海老街城区内发生的第一桩设教官司。
英国勘测北海港事件 光绪五年（1879年），英国派人对北海港进行勘测，绘制北海港海图。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5月，由英国皇家海军在伦敦公布北海海图。
法国军舰炮击北海口岸事件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二十一日，法国军舰开始对北海实行军事封锁。北海戒严，居民疏散，贸易中断。二月十九日，法国军舰炮击北海口岸连续二、三小时。
四月九日，法军宣布解除对北海的封锁。
张之洞视察北海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视察北海，设北海镇总兵辖合浦左、右两营。9月，拨龙门协水师两营改归北海镇总兵管辖。
生猪免征关税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六月二十九日，清廷同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意见，由北海出口的生猪免征关税。此后大批生猪从北海出口运往香港、海防。此后，北海成为全国生猪出口的重要口岸。最高年份北海的生猪出口达67972头，占当年全国生猪出口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集益公司赔偿事件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七日，法国公使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诡称由于北海商人开办的集益公司“联情结行”，包揽北海至越南的客货运输，致使法国孖地洋行损失白银10万两，要求赔偿，并惩处北海等地官员。十五日，总理衙门复照法国公使，严词拒绝，并说明集益公司实际已于上年十月初七日宣布撤销。
考棚街教案赔款事件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德国传教士在合浦廉州考棚街（今中山路）私购民房，侵占土地乱建教堂引发民间争端，德国政府却派出兵舰到北海示威，逼迫廉州知府富纯前往北海与之签订“赔偿协议”，除了用考棚街的同善堂作为“赔偿”之外，还要赔款兵费6000元（银元）。这就是当时震动朝野的“廉州考棚街教案”。
北海至南宁铁路路权事件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召集广西及廉州绅商，商议合办北海至南宁铁路事宜。廉州成立铁路研究会，拟集资四百万元，自办北海至灵山铁路，与广西相接。十二月，法国强索南宁至北海的铁路建筑权，两广人极力反对。
北海旧军兵变事件 清宣统三年（1911年）9月，合浦同盟会员罗侃廷率起义军300余人，并策动新军起义，成立廉州都督分府，苏乾初任都督。
10月10日，北海旧军二十一营兵变，12日，合浦二十四营兵变。革命军撤出；26日，广东都督胡汉民派协字军两标到北海，平息兵变。
罢市拒用纸币事件 民国11年（1922年），北海当局通令本埠商民使用广东省银行发行的纸币，此举引起了北海商人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联合起来于7月31日举行罢市以示抗议。一致拒绝使用纸币，这场风潮一直延伸到9月5日，当局采取由市民认购纸币专作驻军军饷之用，才平息了这场罢市风潮。
广东南区会议 民国16年（1926年），广东南区会议在老街召开。这次会议共有北部湾沿岸和海南的十个县市的县（市）长参加。陈铭枢在会上宣布广东省成立南区专署驻北海的决定，蒋光鼐兼任主任。
北海圣公会华文学校罢课事件 民国15年(1926年)3月，北海圣公会华文男校和贞德女校的学生参加援助省港罢工周爱国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女传教士董恩典的压制。两校的中国籍师生罢课抗议，并驱逐了董恩典。
北海老街历史人物事略
北海老街是北海城市的传奇，是因为老街有太多的历史精彩，有太多的时代故事，有太多的人文足迹。老街的历史人物挟着时代的风云，纵横社会的舞台，在老街留下一串串震荡的脚印。
冯子材 清同治年间任广西提督，中法战争爆发率军赴镇南关，于1885年3月23日—24日诱敌深入，于关前大战，获得歼灭法军一千余名的空前大捷。随即乘胜出关，下文渊，破谅山，向南追击这就是著名的“镇南关大捷”。此后，冯子材调任云南提督、贵州提督，加兵部尚书衔、赏太子少保。冯子材出身贫苦，来北海老街一粥铺打工，得粥铺摊主王五哥收留。其后，王五哥介绍冯到廉州府打工，不幸陷狱。时彭元辅（道光丁酉科[837年]举人）为之保释并写荐书推冯从军。因彭元辅一书同时推荐三人，三人均升至提督，时称“彭元辅一函三提督”。冯子材当了提督并加兵部尚书衔，赏太子少保后，未忘北海老街王五哥提携及彭元辅举荐之恩。专门回北海老街报答王五哥，出资为王五哥在老街买房一座，并送灯笼一对，上书“少保赐”字样。后又到廉州府要为彭元辅捐“内阁中书”一职，彭婉谢。冯又到东山寺捐款千文，今东山寺碑刻仍有其名。
张之洞 清光绪年间两广总督。时为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到任后在两广沿海加强备战，并举荐冯子材复出广西提督。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农历），法国军舰炮击北海，冯子材令加强北海防备。
后又奏请朝廷准许北海征收桂皮出口税以充军费，光绪十四年，张之洞乘军舰到北海登岸巡视，设北海镇总兵管合浦左右两营。相传张之洞还到专门老街的宜仙楼品赏了珍珠鸡，传为佳话。
齐白石 现代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以卖画刻印为生，中年后多次出游南北。最后一次出游时来到北海。相传因初到北海时人生地不熟，得到了北海老街沙脊街字画店店主的援手，便在沙脊街一旅店内住了六、七天，品尝老街海鲜及风味小吃之余，还随店主到海边垂钓，临别时赠给店主一幅“钓趣”。后世有齐白石沙脊街赠画的轶闻。
陈铭枢 1925年11月30日，身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的陈铭枢率领军队讨伐八属军阀邓本殷后，于12月5日进驻北海稳定大局，第二年3月，师部移驻北海。5月第十师在北海誓师北伐，誓师大会会址在吴园空地。陈铭枢在北海期间，批准将合浦一中设在北海（今北海中学），并捐资建合浦图书馆（今北海中学图书馆，1927年动工）。1928年，陈铭枢在北海老街召开广东南区行政会议，广东南区高雷阳廉钦十多个县市的22名县市长参加会议。会上，陈铭枢宣布批准成立南区行署于北海，处理高雷钦行政事宜。1955年夏至，陈铭枢以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视察北海，目睹了北海老街的百年沧桑之后，写下了《北海游泳》一诗，还在向中央递交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修建北海渔港和修建北海铁路的建议。
蒋光鼐 十九路军著名将领，抗日战争时期“福建事变”主要发起人之一。1928年7月，蒋光鼐将军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的身份到北海参加广东南区行政会议，并在会议上被任命为设在北海的南区行署主任。蒋光鼐在北海任职期间，主持修建北海历史上的第一个飞机场（地址在今普渡震宫左后方）。机场建后，主持首航仪式，并于1929年2月20日乘坐由“广州号”首航飞机由北海飞广州。
张发奎 北伐名将，与陈铭枢、叶挺并称为“北伐铁军三名将”。1927年11月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发动兵变后，脱离粤军加入桂系。1930年3月，张发奎率桂军进攻合浦后于3月7日进入北海，接管北海海关，意图取关税充军饷，未果。3月27日，粤军第八路军进入廉江，向合浦、北海推进，张发奎闻讯不战而退，从北海撤兵。张发奎在北海驻军约七、八天，到老街酒店饮宴消解郁闷时，留下了“虾饺惹乡情”的传闻。
翁照垣 十九路军著名将领，上海“松沪一·二八抗战”的主力，十九路军六十师师长。松沪抗战后，参加“福建事变”失败，转入桂军任师长，参与重组十九路军，任新十九路军六十师师长。1936年8月，翁照垣率部进驻北海，筹备成立市政府。时日本间谍中野顺三长期以药房作掩护，搜集北海军情，翁查实后，亲自组织七人敢死队，将中野顺三刺死，是为震动中外的“北海九三事件”。翁照垣在北海驻防期间，坚持以武力拒绝日本政府调查人员上岸，当日军派出六艘军舰抵达冠头岭海面威吓时，翁照垣针锋相对，严阵以待，使日军不敢登岸。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李宗仁命令翁照垣率部撤出北海。翁照垣提出要带领部队在十万大山打游击抗击日军，李宗仁不许，9月21日，翁率部撤出北海。
陈济棠 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时，有“南天王”之称。1926年7月24日，陈济棠任钦廉警备区司令，将司令部设在北海老街审判厅。8月，陈以胃病为名，辞职前往省城就医和考察苏联而离开北海。
1932年3月26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济棠南巡时回到北海，并在北海老街以其兄的名义建了一幢楼房（即今珠海东172号）取名为“永济隆”。此后，陈济棠每逢返乡或路过时都在永济隆居住。永济隆曾作为国民党“粤桂南区剿匪总司令部”，1949年12月4日清晨，解放军围攻永济隆仅用一小时便攻克。北海宣布解放。
邓世增 1926年5月，邓世增随国民革命军十一师接替陈铭枢师驻防进入北海，时为十一师副师长。1926年8月，陈济棠辞职后，邓世增代师长职。是年12月，北海市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号召下，举行了万人反贪游行，要求撤换贪污的市政筹备处专员。游行市民包围了十一师师部，与邓进行辩论，逼使该专员辞职。邓世增驻军北海期间，发生了围捕中央地下党员，杀害中共党员七烈士的事件和“合浦一中学生被捕事件”。1939年11月14日，日军多艘军舰侵入北海，并持续炮轰北海后作登陆进攻姿态。时守军在学生队的配合下，在老街内设置举火点，随时准备“焦土抗战”，关键时刻，时任八区专员兼地方保安司令的邓世增下令不得轻率点火，后日军舰撤退，北海得免“焦土”战。
亮相老街的外国要员
北海老街是北海近代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近代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都在北海老街留有雪泥鸿迹。其中的一些事件具有重大的见证作用，特别是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见证作用尤为突出。
1877年，北海海关新关挂牌成立，海关的大权实际上已沦入外国人手中，海关的主官税务司基本上是由外国人担任。虽然这个税务司的职务在当时是一个洋官职，但到了中国之后也入乡随俗，中西结合了。于是北海海关的税务司也有了一个中国的官秩品衔，而且这个秩位还挺高的，从五品到三品不等。而洋官员们也挺喜欢这个官秩头衔的，在签署文件或报告文章时，签上“××品衔北海关税务司×××”。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税务司惠达署“挂二等宝星，三品衔”，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税务司阿歧森则署：三品衔北海税务司”。光绪年间署四品衔的海关税务司占多数，而代理税务司则署五品衔，副税务司也有署四品衔、也有署五品衔的。清朝的知府掌握一府的军政大权，也只是署四品衔，小的府设知州，署五品衔，而北海海关的税务司竟也署四、五品官秩，由此可见权势之重。无怪乎当时的海关税务司在北海可以目无官府，呼风唤雨。
因为在当时，北海的行政官员中除了廉州知府，官秩最高的就是这一批“四品黄堂”。至于那些署三品衔的土洋结合的税务司们，更是趾高气扬，而清朝的三品官秩则是六部侍郎才能享受，相当于现今的中央副部级职别，可谓八面威风，连知府也得让三分了。
在北海的一些地方史料记述中，北海老街曾经接待过美国飞虎队大队长陈纳德将军。此说虽然没有更详尽具体的资料可作进一步的考证。但北海老街的接待过飞虎队成员这是事实。因为抗战后期，北海建有专供美国空军专用的白屋机场，这也是飞虎队的主要后勤基地，而白屋子机场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收复被日寇的占领的东南亚等国的空中走廊中转站。美国空军以白屋机场为基地，军事长官往来视察是常有的事，陈纳德将军曾经作客老街之说，有时代背景作证，相信随着北海史料的不断挖掘，会有具体的考证史料出现。
根据《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卷，外国要员到达本港”篇中记载：北海“这个港口有某种使人感兴趣的地方，因此引起旅客的注意。通往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公路。由于为数极少的知名人士光临本港，无疑我们是受到实惠的（原文及标点如此）。1900年2月10日，印度支那总督阁下往海防途中光临本港一天。26日，在北京法国总理Pichon先生阁下到达本港，同日离港往河内。1901年1月7日，法国巡洋舰Kersaint号访问本港，总督阁下及他的同僚同船到达次日离去。”这段记录披露了北海史料中缺漏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时任法国总理和两个印度支那总督（法国人）曾经在北海老街亮相，至于他们来北海干什么，虽然目前尚无法确认，但这些显赫人物到北海的历史因素还是能够可以追寻的。因为，作为一国总理专门从北京转道北海，如果单纯是为了观赏北海的风光，这是说不过去的。特别是在当时交通条件极不方便的情况下，北海能够引起法国总理的关注，并专程前往，一定有其特别之处，这个特别之处隐藏着一段辛酸的历史。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五（1983年12月24日），时任越南国三宣副提督刘永福督黑旗军与法国军队血战于河内，在战场上斩下了法军统帅安邺的首级，法国军队退出了河内。但是，越南却屈于法国的压力割地求和。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1874年3月15日），越南与法国签订了《越法媾和同盟条约》二十二款，宣布法国成为越保护国，否定中国对越南宗主权，越南脱离同中国的关系。到了光绪十年五月十三日（1884年6月6日），法国和越南又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最后确立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此后，法国利用越南作大本营，经常伺机向中国边境发起武装挑衅。朝廷令张之洞加强北海海防建设（时朝廷在北海设有廉州水师营和乾体军港），又起用冯子材师办广西关外军务。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八（1885年3月24日），法军司令尼格里率军兵分三路向镇南关猛攻，结果被冯子材击败。同日，刘永福的黑旗军与岑毓英率领的军队合作，大败法军并收复十多个州、县。五天后，清军出关追击，一路大败法国军，法军司令尼格里受重伤，清军一路进攻，兵逼河内。二天后，法国总理茹费理内阁倒台，这是著名的镇南关大捷。十九日，清政府却与法国政府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和议草约》。中法战争以清政府求和而结束（以上俱见《清代广西历史纪事》）。由于指挥这次战争并取得大捷的两位重要官员张之洞和冯子材都是在北海备战的。当《中法和议条约》生效，中国军队按约于1885年4月25、26日从越南撤回军队的时候，法国军舰却开进北海港炮击北海。接着，张之洞在与法国勘界中力争收复国土。张之洞又于1887年、1888年先后将阳江水师营、廉州千总2员，把总3员，龙门水师两营拨归北海镇总兵管辖，构成了强大的海防体系，并专程乘军舰到北海布防。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七（1898年3月28日），法国军舰悄悄驶进北海铁山港洋面，目的是“窥伺”石头埠煤矿，两广总督谭钟麟立即命令廉州府水师乘军舰前往“隐抵”拦阻。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法国在北海设“法国信馆”，后又改称为“安南北海邮局”。1900年，法国天主教北海教区在北海开办“法国医院”。同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廉州考棚街教案”，德国军舰开进北海以炮轰北海威逼，要挟廉州知府前往北海签订了屈辱的赔偿条约。斯时，有如此众多与法国有关及轰动中外的事件集中在北海发生，北海的知名度空前提高，法国总理此时“路过”北海，确实是对北海“情有所钟”而专程前往了。
北海老街的西洋建筑群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先后有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美国、比利时等八个国家在北海设立领事馆、教堂、医院、海关、洋行、女修院、育婴堂、学校等一系列机构。在北海当时的郊区大兴土木。建起了一座座西洋建筑，作为这些机构办公、居住、通邮、传教、行医和办学的用房，这些西洋建筑旧址，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是我国近现代社会史、经济史、建筑史、宗教史及对外开放史等领域的历史见证。2001年6月25日，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包括15座近代西式建筑在内的北海近代建筑群名列其中。分布在老街城区的有：德国领事馆旧址 建于1905年，主体建筑长23.1米，宽18.5米，二层，建筑面积953平方米。
正门有门廊，门廊两边各有长10米的弧形台阶，四周环境优美，主体建筑保存完好。1886年德国在北海设立领事馆机构，于1908年撤出，历时23年。当时在航运和商贸方面，德国商船在北海的活动最为频繁。
法国领事馆旧址 法国领事馆是外国驻北海时间最长的一个领事馆，从1887年建馆至1950年撤出，历时64年，该馆有段时间还兼代理葡萄牙的领事事务和兼代理中越边境东兴领事的业务。
该馆旧址位于现在市迎宾馆内。主体建筑原一层，平面呈“凹”字形，长34.5米，宽20.7米，建筑面积636平方米。四周古木森森，花繁叶茂。
是市迎宾馆的贵宾楼，曾接待过几十个国家的外宾。
北海关大楼旧址 北海海关，解放前称北海关。是广西“四大关”中最早建立的海关。因海关大权操纵在洋人手里，故又称洋关。
洋关大楼建于1883年，从1877年至1936年的50年间，关税收入就达900多万关平银两。
这些关税全部上缴作为不平等条约的赔款。当时北海关名义上是清政府所设，实际上是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的工具。
现存旧址位于市海关大院内。是一座边长为18米的方形西洋建筑，高三层。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保存尚好。该旧址是旧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关税主权外丧的典型物证。
德国森宝洋行楼旧址 德国森宝洋行是德国在北海设立的商务机构。成立于1886年，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北海设立的最大洋行之一。并在北海建有洋楼及仓库数处。现位于市文化大院内，专办煤油贸易及代理招工等业务。
德国森宝洋行旧址建于1891年，这是一座主体为二层券廊式建筑，主楼长18米，宽13.5米。附楼的建筑风格与主楼相同，只有一层。主附楼总建筑面积563平方米，该楼保存较好。
该旧址是外国商人在北海建造多座商务洋楼中仅存的一座。它是外商在北海经营商贸、开办贸易机构的历史见证物。
德国信义会旧址 建于1900年，为传教士居住楼。该楼长30米，宽17米，一层，建筑面积506平方米，主体建筑保存尚好。现为市公安局使用。信义会原叫长老会，是基督教新教派的主要宗派之一。该教会在北海建立的教堂，成为长老会在北海和合浦的总堂，各地都有它的分堂。
双孖楼旧址 双孖楼是两座相距32米的券廊式西洋建筑，两楼建筑面积各393平方米。因两楼造型相同，似孪生兄弟，故名双孖楼，是北海最早的西洋建筑之一。双孖楼原是英国领事馆的附属建筑，1922年英国领事馆撤出后交由英国“安立间”教会使用，供英国传教士居住。1940年后，双孖楼曾先后为五所中小学的校址。抗战期间，广州教会学校“圣三一”中学曾转道香港迁到双孖楼办学。现为市第一中学的教师宿舍。
会吏长楼旧址 建于1905年前后。主体建筑长19.86米，宽10.48米，二层，建筑面积206平方米，主体建筑尚好。是当年神职人员会吏长居住和办公的楼房。女修道院旧址 女修道院旧址现存两座房子，一座为长方形的两层楼房，长31.45米，宽8.7米，另一座为小礼拜堂式的建筑，长12.3米，宽6米。两座房子建筑总面积347.4平方米，主体建筑保存尚好。该旧址现为市机关幼儿园使用。
主教府楼旧址 主教府楼建于1934年至1935年。主体建筑长42米，宽17.84米，二层，建筑面积750平方米。主教府楼是北海教区“主教”的办公楼，因该楼建筑漂亮，环境优美，北海人把它称为“红楼”，是北海有名的洋楼之一。
普仁医院旧址1886年建，普仁医院又称英国医院，位于现在市人民医院大院内。是北海第一所西医院，也是我国县、市一级最早的西医院，其附属医院有普仁麻风院。1952年，普仁医院改名为北海市人民医院。其旧址仅存八角楼和医生楼。八角楼为八边形三层楼建筑，高13.2米，边长2.75米，是北海当时的最高层建筑。八角楼下原有门诊部、候诊室、手术室、病房等建筑，现已无存。医生楼为二层的西洋建筑。长26米，宽12.9米，建筑面积671平方米。现为市人民医院库房。
贞德女子学校旧址 建于1905年前后。二层，券拱结构，主体建筑长16.3米，宽8.65米，建筑面积280平方米。该旧址位于现在的市人民医院大院内，现为市人民医院图书馆。贞德女校的前身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英国女义学，始于1890年，专教授女童班。课程有经书、地理、信札等。1924年正式命名为贞德女子学校，也是北海最早的小学。
北海老街的出洋劳工辛酸往事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的一天，一艘挂着德国国旗的轮船驶出了北海港，这艘轮船名叫“威洛号”，在外形上看，与当年进出北海港的143艘外国轮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威洛号”的这次航行，却暗藏着罪恶的勾当。因为，这艘“威洛号”上装载大量的北海土特产之中，竟也收藏有120名出洋劳工，也即是中国近代史上，殖民主义者掠夺中国劳工的“卖猪仔”。“威洛号”此行，拉开了殖民主义者在北海港“卖猪仔”的序幕。这些轮船被称为“卖猪仔船”，由于目的地都是苏门答腊，后人又称之为“卖猪仔下南洋”。
“卖猪仔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斑斑血泪史。殖民主义者以出洋打工挖金山为诱饵，欺骗中国劳工上船后，不管中国劳工的生死，将之与货物混在一起，为了躲避检查，这些被欺骗的中国劳工上船后，只能躲在船舱底，人多的时候还得挤压在一起，就像运猪仔一样，因此，人们将之称为“卖猪仔”是非常形象的，深刻地反映了出洋劳工所遭受的悲惨待遇。
在此之前，出洋打工的穷苦劳工们下南洋，虽然也有在北海上船出发的，但都是搭本中国船只先到香港或海口，然后再转船出洋。此间，如有什么不妥之处，尚可伺机逃走或另觅其它出路。但是，自从德国“威洛号”开辟了直航苏门答腊的“卖猪仔专线”之后，出洋劳工们一上了船就听天由命了。加上“卖猪仔”船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劣，航程时间又长，容易得病，死亡率是很高的。因此，当时有“上船去南洋，十去九不回”的民谣。“威洛号”开辟出洋劳工卖猪仔专线恶例后，当年，在北海公开招收出洋劳工的外国轮船竟达十艘之多！第二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从北海港“卖猪仔”到苏门答腊的出洋劳工就超过了一千名。殖民主义者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把人当作货物般买卖。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
为什么殖民主义会把北海港当作“卖猪仔”的中国转站呢？原来，除了港口便利快捷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十三日，越南与法国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最后确立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而在此之前，清王朝通过海上丝路对外贸易的一部分货物都是从海防港进出的。法国人在越南实行殖民统治后，海防港自然也由法国接管经营。法国人看准了这条航线的货运量，接管后立即增加了税收和各种费用。这样一来，相当一部分货轮就不再在海防港停泊卸货物，而转到北海港来了，再有，斯时北海港已有多个外国领事馆设立，洋人之间办事勾通方便得多了。德国“威洛号”试航成功，其它殖民主义国家的轮船争先效仿，也就成了一种公开的“地下贩人产业”了。
据有关史料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是北海港运载出洋劳工最多的年份，也是“卖猪仔”前往国家最多的，除苏门答腊之外，还有三艘德国船运载出洋劳工到文菜岛。一般德国船运往新加坡。这些出洋劳工大都是干挖煤、种植等繁重的体力劳动，每月工钱约12元，也有一些低贱的工种，每月收入仅得3元。出洋劳工到了当地之后，一律要经过体检，体检不是为了劳工的健康，而是按体质安排劳动工种，由于水土不服，加上劳动条件恶劣，常有劳工失踪的事件发生。这里的“失踪”，其实就是死亡。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殖民主义者在北海共招收了2897名出洋劳工，当年因北海霍乱爆发，已招收的出洋劳工被相关国家拒绝登岸，这些出洋劳工只好困滞北海，致使“北海招工寓所及轮船之工人染霍乱死者不胜屈指”。这种惨状就连当时北海关税务司二等帮办艾瑞时也为之悲叹不已。即使如此，也阻挡不住殖民主义者从北海港贩卖出洋劳工的贪欲劣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仅德国船从北海港贩卖出洋劳工仍达2380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发布禁令，不准在北海港招收出洋劳工。全部收缴了招收洋工的机构牌照。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首批出国出洋劳工200余人在北海港上岸时，仍有“蛇头”暗中偷偷地干着“卖猪仔”的勾当。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从北海港上岸回国的出洋劳工有600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北海港上岸回国的出洋劳工有517人，宣统三年（1911年）从北海港上岸回国的出洋劳工有数百人。民国初年从北海港上岸回国的出洋劳工有二批，一是民国六年（1917年）的336人，一是民国八年（1919年）由荷兰“芝班娜”号运回国的356人。北海港出洋劳工“卖猪仔”的这段历史，折射出了当时因为中国的积弱贫穷，民众为求生存而付出的惨痛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