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北海的对外开放，大多数的说法都是以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作通商口岸，作领事馆驻扎处。三年，北海开埠，新关同时开办，英国海关、领事馆成立的时间作为北海近代开放史之始。其实这是一种误读误解。产生这种误读误解的原因在于对北海史料把握得不准确，缺乏深入的考究所至。
三百多年的对外开放史
北海的对外开放史，得从北海的海关设置算起。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开放海禁，设立了廉州口海关，隶属粤海关。粤海关因址在广州而称，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设置的四大海关之一（粤海关在广州，闽海关在厦门 ，苏海关在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浙海关在宁波）。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关闭了厦门、云台山、宁波三个海关，仅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粤海关遂居重要地位。具有与总督、巡抚平行而班次略后的官阶，一般都是由皇帝派遣“监督”管理粤海关事务，以满族亲贵充任。鸦片战争前，粤海关并不直接管理来粤贸易的外国商人，而是通过特许商行进行管理。如北海高广恒、永安、兆康、陈有合、海记、慎裕等银号就代理海关收税。
当时的海关下设口海关，口海关下设小口（子海关）和分卡。这时，虽然没有在北海设立海关事务行政机构的记录，但廉州口海关作为开放海禁后的一个主要是开展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不是只对廉州府城而言，而是要管辖廉州府境的对外贸易业务。当时，今北海市区属廉州府，当然列入对外贸易的区域，在这个意义上看，时北海地域已开展对外贸易业务，这与开放海禁是相一致的。地域对外开放早于行政区域，是北海对外开放的一个特色。
乾隆元年（1736年），朝廷复设廉州口海关兼辖山口、钦州二小口。清乾隆六年（1737年），朝廷又在高德、西场、沙岗海关分卡。从这个时间段上看，高德分卡作为廉州口海关的分支，属于行政机构 ，有管理对外贸易的职能，这是今北海市区内最早的对外开放行政管理机构。由此可见，不论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当时北海市区已实行对外开放。时间比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作通商口岸，作领事馆驻扎处，光绪三年，北海开埠，新关同时开办，英国海关、领事馆成立的时间1877年，早了一百四十年。
继清乾隆六年（1737年），朝廷在高德设立的海关分卡之后，清道光八年（1828年），朝廷今在北海市区设靖海团（县以下政区），为合浦十六团之一。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北海开通了至澳门的定期帆船航班，这是近代北海港口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
咸丰元年（1852年），澳门葡萄牙商人开辟了澳门至北海的艋船航班，这是北海城市的对外贸易功能开拓发展的标志。到了咸丰五年（1852年）珠城巡检司移入北海市区。据《清史稿·职官志》对巡检司的职责定义是：掌捕盗贼，诘奸究，凡州县关津险要则置，隶州厅者专司河防”。珠场巡检司迁入北海市区，是因为嘉庆、道光以来，合浦、北海等地天地会活动发展之势迅猛，咸丰元年起合浦、北海的天地会力量又与太平天国联在一起，占领的据点达60多处300余村，形成“巨盗炽横”之势，珠场巡检司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咸丰五年（1855年）迁入今北海市区的。
正是由于珠场巡检司迁入今北海市区，这是今北海市区第一个州府衙门派驻的行政机构，加强了治安和行政机构的设置，同治二年（1863年），清廷将北海、宜昌、芜湖、温州四口岸开放，准许英国轮船停泊，上、下货物，这是北海正式成为外国轮船停泊装卸货物的口岸之始，这是北海城市对外开放功能形成的标志，比光绪三年北海开埠、新关同时开办，英国海关、领事馆成立的时间1877年，早了十四年。
同治十年（1871年），广东北海常关成立，归粤海关监督经理，朝廷同时规定：凡为外人为运货之舢板赴香港者，须先在北海或广州等报关。
同治十二年（1873年）4月，设廉州北海海关，朝廷时规定：以北海为总汇，设关征税。并于钦州、电白、石城（廉江）、遂溪、海康、吴川设立北海分卡，在钦州、防城设立北海稽查子卡（《清史稿》、《续通考》）。
从以上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到了清同治年间，北海市区不但具备了相当的对外开放度，而且海关机制设置也日渐具备。
光绪二年（1876年），北海在《烟台条约》中被指定为通商口岸，作为领事馆驻扎处所。
光绪三年二月十九日（1877年4月2日），北海开埠，北海新关同日开办，税务委员为祁兆熙，而英国人则先于是年正月初七（2月19日）于北海设立海关，税务司李华达。二月初四日（3月18日）设立领事馆。这是外国人在北海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
是年，北海高广恒银号代理海关收税。其后，永安、兆康、陈有合、海记、慎裕等银号也代理此业务。同年，北海关出口土货关平银2470两，进口洋货7900两，入超5430两。从此，北海海关的控制权落入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至1949年才终止。
从以上的史实资料中可以了解到，北海市区地域的对外开放上限年代，应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开放海禁，设立了廉州口海关之时算起，至今已有三百多年。
军事要塞 扼雷廉海路
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裁廉州府水师营，设置乾体营，共置各式军舰战船二十三艘，北海冠头岭作为军事供给基地之一。冠头岭还是廉州至交趾海路的中转点。明代《廉州府志》海路”篇中是这样记的：交趾的商船“自廉郡西桥下舟，沿海而东至永安千户所，则历乾体、高德港、冠头岭……”而往广东。
到了清代，冠头岭列入合浦内外洋巡海水师的据点之一，担负起白龙城汛和永安城汛与廉州 府之间联络的作用（清代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均称“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4月，广东沿海巡防分为三路，廉州府为两路。是年广东省沿海建炮台116座，廉州府内建冠头岭、八字山、大观港、香炉、墩牙山、石龟岭等炮台。其中冠头岭炮台和乾体的八字山炮台、大观港炮台一起合称为“合浦南路三炮台”。 冠头岭炮台置兵13名，并筑炮台高一丈，周围八丈，门楼一座，兵房五间，火药局一间，安放一千斤大炮一位，七百斤大炮一位，五百斤大炮三位。冠头岭炮台的军事辖区为四个村庄。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9月，军机大臣议：以涠洲飓风猛烈，难久建兵房，令毋须派官兵驻防，令从海安、龙门二协，营水师各拨兵150名，令千总、把总、外委各一员，各率兵75名，配驾哨船，令赴该岛及其附近斜阳岛更番巡查。
嘉庆十年（1806年）6月，海盗进犯冠头岭，朝廷从三汊港调兵围剿，全歼海盗。嘉庆十一年（1807年）5月，海盗乌鸦二又率众进攻冠头岭网阜，大肆掠夺渔民的财物，合浦知县闻报即与千总带兵救援。由此可见当时冠头岭防务系统之状况。
道光十二年（1832年），廉州府奉皇帝谕，与越南合力围剿北部湾一带海盗。10月，裁廉州府同知、司狱各一缺。11月，廉州府白龙尾洋面有盗船三十余只，海盗数百人大肆抢劫商船，并延及合浦、钦州洋面，聚集涠洲岛为据点。道光帝喻：廉州府与越南相连，廉州府可咨与越南合力会剿。廉州府奉皇帝谕，与越南合力围剿北部湾一带海盗。
道光十三年（1833年）3月，廉州府出动水师生擒越南国巨盗陈加海（阮保）及海盗共70余名，斩杀多名。其中有在廉州冠头岭外洋面游弋窥视的海盗主谋林致云等。又在钦州竹山洋而捕获10余名，洋面肃清。生擒越南国巨盗陈加海及海盗70多名。
光绪五年（1879年）英国派人对北海进行勘测，绘制北海港海图。
光绪七年（1881年），英国皇家海军在伦敦公布北海图。
1882年（清德宗光绪八年）4月，广东水师提督吴金美统带兵轮八艘赴廉州、琼州一带驻扎，并不时驶往越南洋面游弋。6月，朝廷从福建拨“济安”，飞云”两兵轮到廉州府。是年，两广总督曾国荃拨兵轮8艘、拖船2艘至北海驻防。
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镇南关大捷，中法在巴黎签订《中法和约》，中法战争以清政府获胜却屈辱求和而结束。法国军舰泊冠头岭下的南 氵万向北海岸上开炮。廉州府城戒严，朝廷令总兵梁正源率军进驻北海，并自冠头岭起，修筑至乾江的战垒。还在乾江圩建红坭城、白坭城两座与战垒相连御敌。
三月，清廷令冯子材督办钦、廉一带防务。
张之洞令加强北海防备。后又奏请朝廷准许北海征收桂皮出口税以充军费，光绪十四年，张之洞乘军舰到北海登岸巡视，设北海镇总兵管合浦左右两营。
光绪二十六年，合浦考棚街（今中山路）教案发生，德国派军舰到北海威胁，廉州府被逼赔款兵费6000元（银元）。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3月，将广东新安县九龙巡检司移设合浦县涠洲墩，改名为涠洲墩巡检司。
清政府为什么要把九龙司巡检移设到涠洲呢？查史料得知，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这样一来，与香港一水之隔的九龙也就成了边防前线，第二年，清政府便在九龙设置了“九龙巡检司”，并增筑城池，前后花了四年的时间，建成了周长180丈，城墙高2丈，占地面积2.7公顷的九龙寨作了九龙巡检司的衙署。这就是香港九龙寨城的来由。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了新界。至此，整个香港几乎全部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军队就强行接管了新界，并且立即强行驱赶九龙寨城内的中国官员和驻军，迫使九龙巡检司停止执行公务，致使清政府完全丧失了对香港地区的管辖权。因此，清政府只好将九龙巡检司移至合浦涠州墩，改称“涠州墩巡检司”。清政府舍近求远，把与广东一线之隔的香港九龙巡检司迁至合浦涠洲并保留这个设置呢？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合浦历史上管辖八属；二是清代的合浦设置有强大的炮台、水师营；三是也许清政府尚期待着有朝一日还能恢复九龙巡检司吧！
海丝路贸易持续繁荣
清代合浦海丝路的贸易商品和国家增多，加上北海与香港、澳门固定航线的开辟，使合浦海丝路对外贸易进一步拓展，商品种类也出现变化，殖民色彩明显，鸦片贸易就是标志的特征。此间进口鸦片达11802担，成为大宗商品，其它出口商品则有矿石原料、陶瓷、丝织品、花生油、牛皮、猪、中药材、爆竹、糖等。进口商品则有煤油、火柴、牛骨、染料、西药、汽油、沙等商品。国内外的各种商业、文化机构也纷纷进入北海。
同治年间，广府人在北海先后成立了敬义堂和高州会馆，以为会议之所”。其中敬义堂建于同治元年（1862年），高州会馆建于同治七年（1868年），这就是北海最早出现的商会机构。
同治九年（1870年）北海开设森昌成民信局。
这是北海近代邮政业的开始（《广西通志·邮电志》）。光绪元年（1875年）建香坪书院。这是北海老街城区内的第一家书院（民国版《合浦县志》）。
光绪三年北海新关开办后，海关的控制权落入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与此同时，西方海运业也加快了进入北海的步伐。光绪五年（1879年）英国“海南号”轮船开辟了北海至香港的定期航线，客运、货运业务也同时开展。德、葡、日等国的客、货轮也接踵而来。中国招商局轮船也驶入北海港，加进北海海运队伍之列。是年，进出北海港的外国轮船已达286多艘次。航线伸延至海口、海防、香港。
光绪五年（1879年），北海教民周朝栋私买房屋，企图在城区建天主教堂，居民反对告官，廉州府判令。饬买主，卖主均交出原价，退房屋。这是北海老街城区内发生的第一桩涉教官司。
是年，天主教法国巴黎对外传教会包神甫（法国人）在合浦县北海建立天主教堂。
光绪六年（1880年），英轮“海南号”开辟北海至香港定期客、货轮航线。
光绪十年（1884年），设立官电子局。这是北海老街城区的第一个电报营业机构。
是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柯达医生在北海修建礼拜堂和善仁医院。英传教士董恩典女士在北海创办华文男子小学。圣公会廉北牧区在北海成立，柯达任会长。
光绪十二年（1886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柯达在北海老街城区修建礼拜堂和普仁医院（次年正式开业）。英国传教士董恩典（女）在北海创办华文男子小学。同年，圣公会廉北牧区在北海老街城区成立。是年首任驻北海奥匈帝国领事到任。
光绪十三年（1887年）2月，清廷规定两广桂皮只在产地抽落地税一次，今后两省关卡无论税、厘不准再抽。惟至粤海、北海两关出口时，完纳正税。
光绪十四年，法国领事居然向廉州府提出，要廉州府出海捕鱼的渔船必须先向该领事领取执照，在北海每船收费银员数十，否则就要将到海防一带捕鱼的渔船扣留。此事后经张之洞出面制止。
光绪十五年（1889年）7月，北海港出现了专运出洋华工“卖猪仔”的外国轮船，每船几百人至千余人，第二年又有德国“威洛号”到北海贩运出洋华工，直达苏门答腊。这一条“卖猪仔”专线一直继续至宣统二年（1910年），荷兰“共班娜号”轮船厂从苏门答腊搭载华工336人归国在北海上岸才告结束。这是一条血泪泪斑斑的航线。
是年，北海出口广西丝5400余斤，获朝廷奖励。英国传教士于北海普仁医院左侧设麻风病诊疗室。
光绪十六年（1890年），法国、挪威等国轮船又开通北海航线，至此已有八个国家的轮船在北海开通了直达上海、香港、海口、海防，新加坡、苏门答腊六条航线，此后的十年间（至1899年）进出北海港的外轮共2322艘次，总吨位达116万吨，年平均230艘次。旅客出入人次为46294人。随着北海港海运能力的增强，知名度的提高，接着又有美国、荷兰、俄国的轮船公司开辟了到北海的新航线，北海的航线又伸延到上海、广州、台湾、缅甸，经北海中转的货物可以进入欧美市场。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从1900年至1911年清朝灭亡的十二年间，进出北海港的外轮已达3243艘次，吨位达221万吨。
是年7月，德国船“威洛号”专由北海贩运出洋华工，直驶苏门答腊。
是年，北海开办保太和号民信局。
光绪十八年（1892年），北海海关征税25万余两。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法国在合浦县北海设“法国信馆”，后改称“安南北海邮局”。
是年天主教北海教区在北海开办“法国医院”。基督教德国长老会于北海崩沙口建立教堂，附设德华学堂。
是年，由北海运往苏门答腊华工2879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5年），北海运往苏门答腊华工3380人。
是年，北海有了报纸发行，报名叫“东西新文”，发行量1800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6月，北海设巡警分局。
是年北海海关税收总数为34832.65两。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经广东省政府批准，北海成立了商务分会，属于广东总商会下辖的分支机构。第二年（光绪三十三年），北海商人发起成立了本埠商会，但是，出于某种考虑，该商会规定，凡加入北海商会者，一定要是北海本籍的商人，把广府商人排之门外。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了抵制奸商利用法国租界走私逃税的弊端，北海商会发起请愿，要求清廷在广州湾（今湛江）增设海关卡征税，以加强对走私逃税者的监控管理，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秩序。
宣统三年（1911年）北海商务分会新会址建成，地址在今中山西文明粮店，北海商会搬入新址办公后实行改组，选出关泰号的老板关星渠为首任会长。
是年，法国天主教神父错士在合浦县涠洲岛建立教堂。
制造业萌芽中发展
造船业 清代北海的造船业由于受到清王朝“禁海迁界”的限制，禁造载重500石以上的大船，但造船业并没有因此萎缩，而是化整为零，从地角至党江一带大小船厂星罗棋布，成百上千艘小型 船舶罗列海岸，甚为壮观。《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中称北海本土渔业船队至少有500艘，而当时的北海海关英国税务司官员则称北海造船业的发展状况“会使任何一位欧美的快艇制造商感动振奋。”清道光、咸丰年间，一种叫做“头艋”的大船进入北海，北海兴起了制造“头艋热”。这种头艋可载重300吨，最高时速可达9海里，头艋迅速成为北海造船业的拳头产品。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海的造船工业就具有相当规模，北海税务署为此还专门在造船工场集中的高德设立一个办事处来管理税收。当时高德一带的造船厂“在一个小湾上方，入口处由一大片沙洲护围着，办事处就建筑在沙洲上，沙洲上还轻巧地用木棒或竹竿支起建了许多土棚子。通常也是在高德建造着数目庞大的大大小小的帆船，还有货船。”依此描述看来，斯时北海造船工业已形成了“企业集群”。
煤矿开采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初，一队全副武装的绿营兵乘船往铁山港石头埠，他们是奉两广总督谭钟麟之命，前来石头埠巡查的，主要任务是“隐抵法舰窥伺”。原来，在此之前，法国军舰开抵冠头岭海面后，曾悄然的驶进铁山港“窥伺”，法国军舰要“窥伺”什么呢？就是石头埠的煤矿。法国人利用“永州教案”要挟清廷获取北海铁路建筑权失败后，又提出要“合办”石头埠煤矿。
为此，谭钟麟一边奏报朝廷，一边命令廉州府立即招聘200名工人，采取人工采煤的办法先行开矿，“以绝法人觊觎”。于是就有清朝水师和法国军舰先后进入铁山港石头埠的场面。北海的采矿工业就是这样在刀光剑影中诞生的。
石头埠煤矿的勘探规划早在光绪初年就开始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郑姓商人开始建设煤矿。光绪二十年（1894年），御史钟德祥派员到石头埠实地勘探后，于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奏朝廷称：煤质甚佳”，建议朝廷采取免厘减税的办法开展招商合作开采。钟德祥的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
随即，又由商人合股对石头埠矿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据当时北海海关税务司二等帮办田三德描述，石头埠煤矿还请“洋师为之督工，刻已挖得油煤、石煤两种，闻说煤质尚佳，经外由外洋运机器到埠”。就在一切按部就班建设北海石头埠煤矿之际，法国人横插一脚，为了“以绝法人觊觎”，时任两广总督除了命令廉州府用人工开采之外，还报请朝廷拨银七万两，把石头埠煤矿改为官办。然而仓促之间，许多技术问题未能解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头埠煤矿只好停办。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头埠煤矿改为商人合股，重新开工建设，并扩挖第二个井巷，还派人去香港购办新机器，可惜的是，这次挖出的煤炭“煤质量脆”且又不能燃烧。光绪二十五年（1903年），经过了六年的坎坷之后，这个“按照外国水平建设”的石头埠煤矿终于在内忧外患中关闭了。
木材加工 与石头埠煤矿同时开工建设的“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还有设在高德的一个木材加工厂。这个木材加工厂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是由中国商人集股公司投资建设的，这个公司名叫怡和公司（在一些史料中称怡和公司是英国商人的，也有称是美籍华人的，这里取《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的记录是中国商人集股公司）在高德村建了一个锯木厂和港口木材贮货场。锯木厂的全套设备都是从英国格拉斯哥市运来的。
这套设备有垂直式锯木装置，能够自动地调节木板的厚板，并且能一次锯出12块木板条。设备的动力采取七马力的锅炉发电机提供。主要是生产船板、船龙骨和木桶用板，同时也生产黄包车的车轮盖板、车身等。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用于出口到越南和日本。工厂建成后每天开工12小时，雇佣工人20名，由此可见还是颇具规模的，也算是北海最早的引进机械化设备生产的企业。可惜，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怡和公司锯木加工厂前后两年时间便关闭了。有资料记述是设备坏了无人懂维修，也有资料说是因石头埠煤矿开采的影响。总之，北海近代工业的起步是坎坷曲折，令人扼腕叹息。
北海铁路路权之争
随着北海对外开放进展的不断加快和扩展，以铁路为标志的交通设施建设也成为一个各方关注的热点。北海乡绅和两广富商都有修建北海至南宁铁路的意向，并已在积极联络合作之中，只是因为资金筹措未能落实而暂时搁置，北海铁路的建设，但是最终却因为列强的干涉，致北海铁路的建设胎死腹中。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到1885年结束。本来这次战争是以刘永福黑旗军大败法军，冯子材镇南关大捷而告终的。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4月4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和议草约》三款，另附《停战条件释义》五条。六月，又派李鸿章再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这就是稀里糊涂的中法战争中“中国胜而败，法国败而胜”的千古耻辱。清政府与法国签订的这些条约包括：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出军队，法国“租借”广州湾，修筑滇越铁路，中国邮政局总管由法国人充当，并声明滇、桂、粤三省不割让给他国。接着，法国教会、法国邮局也进入北海。
这就为法国以后干涉北海铁路建设埋下了祸患。
一件由法国传教士肆意挑起争斗以致酿成命案的事件，成了法国人干涉北海铁路建设的借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初八法国巴黎传教会神甫苏安宁及传道员等七人，从永安州至荔浦县途中，在凉亭歇脚时发现与凉亭相邻的联兴杂货铺墙上贴有劝告人们不要入教的乡规民约。苏安宁看了以后，不但撕毁了这张乡规民约， 还与传道员一起大出打手，捣毁了杂货铺之后，又将店伙计李元康游街，因此激怒了当地乡民，乡民们自发上前解救李元康，却被苏安宁开枪射击，乡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苏安宁及随从二人打死，这就是著名的“永州教案”。“永州教案”之后，法国殖民主义者用武力逼迫清政府赔款四万两，并杀死了四名无辜乡民“偿命”。但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并不因此满足，当年六月以“永安教案”要挟承办北海至南宁铁路。清政府又一次屈服，采取折衷的办法，照会法国政府，以后广西修铁路都是由华法合作公司来承办。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法国人再次以强硬的态度向清政府提出合办北海至南宁的铁路。再次以“永安教案”来强索北海—— — 南宁的筑路权。这种横蛮行为当然激起了两广民众的群起反对，于是由北海、南宁、广东各有关各方共同发起成立了“粤桂铁路公司”，自行开展招商引资，以合股形式筹备筑路经费。南宁还成立“邕北铁路局”，派人到各县去宣传民间集股，抵制法国人垄断筑路权。一些留日学生也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强烈要求清政府拒绝法国人的横蛮要求。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5月，外务部拒绝法使公办北海至南宁铁路的要求。北海至南宁铁路就这样胎死腹中。
宣统元年（1909年）2月，钦廉道郭人漳兴修廉州至北海公路。12月，北海巡警分局升为正局。
北海设立商埠审判厅。检察厅。北海保兴商行与英商合办保兴电灯公司。合浦乾江、张黄、福旺设邮政化办所。
宣统二年（1910年）春，荷兰船“共班娜号”由苏门答腊载华工336人归国，抵北海上岸。
宣统三年（1911年）9月，合浦同盟会员罗侃廷率起义军300余人，并策动新军起义，成立廉州都督分府，苏乾初任都督。10月10日，北海旧军二十一营兵变，12日，合浦二十四营兵变。革命军撤出；26日，广东都督胡汉民派协字军两标到北海，合浦县城平息兵变。
是年，美新约教会于北海崩沙口，合浦县城设立教堂。
驻足北海的人物
冯子材 清同治年间任广西提督，中法战争爆发率军赴镇南关，于1885年3月23日—24日诱敌深入，于关前大战，获得歼灭法军一千余名的空前大捷。随即乘胜出关，下文渊，破谅山，向南追击这就是著名的“镇南关大捷”。此后，冯子材调任云南提督，贵州提督，加兵部尚书衔、赏太子少保。
冯子材出身贫苦，来北海老街一粥铺打工，得粥铺摊主王五哥收留。其后，王五哥介绍冯到廉州府打工，不幸陷狱。时彭元辅（道光丁酉科[1837年]举人）为之保释并写荐书推冯从军。因彭元辅一书同时推荐三人，三人均升至提督，时称“彭元辅一函三提督”。冯子材当了提督并加兵部尚书衔，赏太子少保后，未忘北海老街王五哥提携及彭元辅举荐之恩。专门回北海老街报答王五哥，出资为王五哥在老街买房一座，并送灯笼一对，上书“少保赐”字样。后又到廉州府要为彭元辅捐“内阁中书”一职，彭婉谢。冯又到东山寺捐款千文，今东山寺碑刻仍有其名。
张之洞 清光绪年间两广总督。时为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到任后在两广沿海加强备战，并举荐冯子材复出广西提督。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农历），法国军舰炮击北海，张之洞令加强北海防备。
后又奏请朝廷准许北海征收桂皮出口税以充军费，光绪十四年，张之洞乘军舰到北海登岸巡视，设北海镇总兵管合浦左右两营。相传张之洞还到专门老街的宜仙楼品赏了珍珠鸡，传为佳话。
齐白石 现代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以卖画刻印为生，中年后多次出游南北。最后一次出游时来到北海。相传因初到北海时人生地不熟，得到了北海老街沙脊街字画店店主的援手。
便在沙脊街一旅店内住了六七天，品尝老街海鲜及风味小吃之余，还随店主到海边垂钓。临别时赠给店主一幅“钓趣”，后世有齐白石沙脊街赠画的轶闻。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2月，法国总理、印度支那总督先后到达北海港访问。根据《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卷，外国要员到达本港”篇中记载：北海“这个港口有某种使人感兴趣的地方，因此引起旅客的注意。通往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公路。由于为数极少的知名人士光临本港，无疑我们是受到实惠的（原文及标点如此）。1900年2月10日，印度支那总督阁下往海防途中光临本港一天。26日，在北京法国总理Pichon先生阁下到达本港，同日离港往河内。
1901年1月7日，法国巡洋舰Kersaint号访问本港，总督阁下及他的同僚同船到达次日离去。”这段记录披露了北海史料中缺漏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时任法国总理和两个印度支那总督（法国人）曾经在北海老街亮相。
此外，清代的北海海关税务司任职中，有一个奇怪是现象，就是这些洋官员们都要挂上一个清廷的官职秩衔，而且他们的秩衔都很高，在三至五品之间，与知府平级，甚至高于知府。1877年，北海海关新关挂牌成立，海关的大权实际上已沦入外国人手中，海关的主官税务司基本上是由外国人担任。虽然这个税务司的职务在当时是一个洋官职，但到了中国之后也入乡随俗，中西结合了。于是北海海关的税务司也有了一个中国的官秩品衔，而且这个秩位还挺高的，从五品到三品不等。
而洋官员们也挺喜欢这个官秩头衔的，在签署文件或报告文章时，签上“××品衔北海关税务司×××”。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税务司惠达署“挂二等宝星，三品衔”，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税务司阿歧森则署：三品衔北海税务司”。光绪年间署四品衔的海关税务司占多数，而代理税务司则署五品衔，副税务司也有署四品衔、也有署五品衔的。清朝的知府掌握一府的军政大权，也只是署四品衔，小的府设知州，署五品衔，而北海海关的税务司竟也署四、五品官秩，由此可见权势之重。
无怪乎当时的海关税务司在北海可以目无官府，呼风唤雨。因为在当时，北海的行政官员中除了廉州知府，官秩最高的就是这一批“四品黄堂”。至于那些署三品衔的土洋结合的税务司们，更是趾高气扬，而清朝的三品官秩则是六部侍郎才能享受，相当于现今的中央副部级职别，可谓八面威风，连知府也得让三分了。
甚至税务司中的二等帮办也具有五品衔的官职秩衔。由于有了这种官职秩衔特权，这些税务司们就可以凌驾于地方官员之上，为所欲为。这是“弱国无外交”的一个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