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作为通商口岸开埠，虽然是在清政府被迫放弃口岸主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平等贸易和经济往来，但在客观上也引起了北海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激发的产生。当地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缓慢发展。西方国家在北海兴办的医院、教堂、学校等，使人民群众得以多接触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开阔了眼界，对当时北海的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当时北海的社会发展是以丧失海关控制权，资源被掠夺，市场被瓜分为代价的。北海在不平等的条约下被迫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后，英国、德国、日本、葡萄牙、美国、法国等殖民主义者开始了在北海的争夺角逐。这种争夺角逐首先是为了各自获得高额利润而不择手段地以北海为跳板，向中国寻求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在商品贸易方面，北海海关的控制权也全部落入外国人手中。自1877年至1949年间，先后轮换了48位海关税务司的官员中只有五任税务司官员是中国人，这五任由中国人担任的税务司官员中有三任是代理的。五任加起来的时间只有七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北海的外贸控制权都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反映在贸易经营中的就是大量的工业品涌进来，大量的资源外流。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及常态化，大量的白银也随之流失。殖民主义者掠夺性的贸易手段，严重地压制了北海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殖民主义者利用控制海关的权力，疯狂地向北海倾销鸦片，从1877年至1916年的四十年间，经海关放行进入北海的鸦片数量就达12089.8担，没有列入海关统计的走私鸦片更是难计其数，而这些荼毒北海人民的鸦片全部都是用白花花的大银和陶瓷、丝绸、药材等贵重土特产换来的。在北海海关统计资料中，有一组数字对比很能说明北海在殖民主义控制下的外贸状况。
在一份题为“清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8年北海常关监管主要出口货物数量统计表”中，北海出口的是陶瓷、爆竹、香米、药材、糖、土纸。进口的都是槟榔、牛骨、薯良、棕、鞋、瓜子。
在这期间，进出口货物总值440万关平银两，入超386万关平银两。其中出口货物中，主打的是陶瓷共63690担、爆竹66128担、香米35105担、中药材66234关平银两。进口货物中主打是药材56337关平银两、槟榔12429担、牛骨7020担、土布21213担、纸36956担、瓜子2138担、鞋37793双。从以上对比中可看出，北海出口的都是精品土特产，而进口的却是对北海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而言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根本不需要的“过剩物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进口的药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鸦片的代替品。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经济掠夺啊！在清代的外贸商品中，还有一种值得特别一提的商品，就是被史学家称之为“殖民主义者用炮弹送来的毒品”——鸦片。老街的鸦片开始是帆船运，由帆船的运输没有保证，运送的数量大小不一，后来就改用轮船运，鸦片的进口由此正常化。进口的鸦片有三分之二是运去玉林、梧州及南宁，有三分之一则是在北海、廉州销售。鸦片的价格每两在395—410两之间。后来，因云南、贵州也种植了鸦片，价格比进口鸦片每两少165两，国产鸦片在北海的市场销量逐步增加，每年销售量大400司担。鸦片税成了北海旧海关的常规税种，从有记录的北海口岸鸦片进口年份中可见一斑。
1881年进口971司担（一司担＝121市斤）。
1882年，进口50司担，税收1501两。
1883年，进口15司担，税收464两。
1884年，税收1788两。
1885年，税收2190两。
1886年，税收4016两。
1887年，进口774司担，税收23117两。
1888年，进口1100司担，税收27545两。
1889年，税收24568两。
1890年，税收458两。
1891年，进口912司担。
1892年，进口699司担。
1901年，进口113司担。
1902年，进口132司担。
1903年，进口123司担。
1904年，进口133司担1905年，进口176司担。
1906年，进口200司担。
1907年，进口250司担。
1908年，进口279司担。
1909年，进口77司担。
鸦片进入北海的渠道有三条。一是陆路，主要是国内云南四川的鸦片经南宁进入；二是由水路，由钦州用帆船进入；三是海路，由外国的轮船运入。由于存在着多条渠道，因此也为走私提供了方便，特别是国内的鸦片走私销售犹为猖獗。如1902年向海关报税的鸦片是38担、1903年70担、1904年49担、1905年41担、1906年1担、1907年14担、1908年95担、1909年14担。此后在北海海关的记录中，再也没有国内的鸦片向海关报税的数字了。走私鸦片的价格低，如1892年国产云南鸦片在北海市场每担260港币，贵州鸦片每担230港币。而进口的鸦片则每担770港币。走私的国产鸦片因价格低，在某种因素上说，又刺激了吸食鸦片人群的增加，及市场的伸延。据海关统计数字，当时国产鸦片进入北海销售到高雷廉地区的销量每年达4000—5000担之间。
从光绪三年（1877年）北海口岸通过正常贸易渠道将六担鸦片运入廉州府开始，至宣统三年（1911年 ）清王朝崩溃的37年间，殖民主义者共向北海口岸“进口”了鸦片10932担。这些鸦片之所以能通畅无阻地“进口”北海，毒害民众，一是当时的海关由殖民主义者把持；二是炮舰政策武力护送；三是把鸦片贴上了“洋药”的标签。鸦片大量输入的后果是十分恶劣的，据当时的官府资料显示，廉州府（含北海）市民有2%以上吸食鸦片，官僚地痞中吸食鸦片者达50%。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祸乱未已，战争与对外贸易使得北海重要的经济地理位置和军事战略地位更加突显。作为粤桂要冲地带，是军事必争之地。作为钦廉琼崖高罗雷阳八属地区的龙头城市，是经济、文化、政治的汇集中心，许多重要的军、政机构都设置在北海。粤桂战争，八属争斗都把北海作为战略据点或经济后方基地，北海的区域优势得到了进一步释放，城市建设在偏安中得了相应的发展。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形成了以珠海路、中山路、渔港码头为依托的城区，各种商铺超过一千多家，人口超过十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北部湾沿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在此时期内，北海的对外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出口总值增长，进出口货物种类范围扩大。进出口总值最高年份的1947年进出口总值已达31931230元（国币）。北海港年船舶进出量（航行于北海——琼州——澳门——广州、越南、新加坡之间）最高时达3249艘，美国洛杉矶太平洋航业公司5000吨轮船、法国邮轮等十几个国家的大型轮船都来北海港停泊。1947年北海港运出旅客68722人次，超过了海口、湛江两个港口。由此可见北海港已具备的庞大规模和地位作用。
为了在残酷的殖民主义掠夺压榨中生存发展，北海的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也在努力抗争，首先是民族工业品的出口，从民国五年开始出口锰矿砂45688担（每担50公斤）起，在此后的二十年间，一直保持着增长的势头，最高峰时年出口量达207116担（1930年 ）。炮竹的年出口量最高时达4996担（1925年 ），花生油最高时达20963担（1919年），糖最高时达73000担（1930年），八角油最高时达471担（1930年）。一些粗加工的农副产品也相继打进国际市场。其中：八角年出口的最高数量为5146担（1930年），牛皮年出口最高数量为3796担（1916年），靛年出口最高数量为62249担（1919年）。此外，鱿鱼年出口最高数量为5488担（1931年），咸鱼年出口最高数量为13839担（1913年 ），虾米年出口最高数量为641担（1918年），桂圆肉年出口最高数量为2889担（1923年）。北海的出口产品基本上是由土特产主打。
除此之外，民国时期北海的土特产出口中，还有一个大宗产品在其中呈现鹤立鸡群的现象，并且经久不衰。这个大宗产品就是北海的生猪出口，北海的生猪出口起于清代。清代北海的生猪出口最高年份为宣统三年（1911年 ）的14858头，除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空缺之外，最少的年份也有9778头，生猪作为北海传统的出口支柱产品，是有着独特优势的，并且在全国出口市场中的占有率也是有相当地位。
民国元年，北海的生猪出口突破了两万头，当年出口达22724头，比清代最高年份的14858头增加了7866头，增加数量近似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全年出口量的9778头，用现在的统计口径是三年翻一番。此后，北海的生猪出口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占据了出口产品的“老大”地位，到了民国20年（1931年 ），北海的生猪出口已达67972头，占当年全国生猪出口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了。即使在今天，恐怕也没有哪一个城市的生猪出口量在全国生猪出口量中达到如大的比重。北海的生猪出口为什么能在清末至民国时期能够有如此的发展，并保持长旺不衰的势态，确实是一个奇迹。由此也可见证，北海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农副产品出口基地。
为了保障和扩大农副产品从北海口岸出口，当时的政府海关采取过特殊的措施。以糖出口为例，由于战争的影响，北海的糖出口自1925年起严重下跌，当年出口量只有1545担，此后的几年间，至1931年跌至616担，而当年进口糖达4589担，为了保护糖的出口优势，北海在广东省政府（时北海属广东辖 ）的帮助下，一方面采取增加进口关税、减少出口税费的办法有力地抑制了洋糖的进口趋势。如对在北海进口的洋糖采取每担课税16元（银元），另加纳捐8元的办法，使洋糖每担增加了24元的成本，大大削弱洋糖进口北海的冲击压力，1933年，北海出口赤砂糖已达7300吨。从中可见，北海是全国率先利用优惠政策杠杆保护农副产品出口竞争优势的城市之一。北海不但是一个外开放的城市，也是一个最早实施优惠政策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