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于祭祀的器物之一，也是军队用于激励士气的工具，在《周礼》中就有关于鼓的记载。不同的鼓有不同的作用，鼓发展到后来成为一种权力和财富的特征。在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鼓，因此产生了“鼓文化”，铜鼓就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种。
提起铜鼓和铜鼓文化，既成的说法是：铜鼓文化是远古时代在包括中国长江以南到东南亚的广阔地区的一种典型文化代表,依照汉文化的角度,可以将其视为古越民族的代表性器物文化.在今天比较典型的文化遗存,可以在壮文化、越南文化以及中国云南和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中得到印证。另外，在古代东北亚的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器物的痕迹，这似乎揭示了在远古时代，古越文化和东夷文化的相互交流。
广西至今已发现的铜鼓有七个类型，即：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关于铜鼓的作用，说法各有不同：有铜鼓是人类举行祭天仪式所用的器具之说；有铜鼓是古老的打击乐器之说；有铜鼓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之说；有铜鼓是图腾崇拜之说。
至于铜鼓的起源和作用，说法就较为一致了：铜鼓是我国历史上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用途最为广泛的民俗器物，在公众庆典、祭祀赛神、报丧送葬等礼仪性活动中。因此在一般的认知中，铜鼓都是广泛地存在于壮族、瑶族、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之中。
其实，追寻铜鼓的历史起源，咱北海合浦的铜鼓文化一样的厚重精彩。
《后汉书·马援列传》中记“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有诏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焉。”晋代顾微的《广州记》中记：狸獠铸铜为鼔，以髙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垂之于庭，克辰置酒，招置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钗，执以扣鼓，留遗主人。”从以上的两种史籍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是汉代的伏波大将军在交趾得到铜鼓后加以改造；二是铜鼓是在“狸獠”地区通用；三是铜鼓代表身份等级。
通过这几方面关于铜鼓的重要信息，我们可知北海合浦也是古代铜鼓的原产地之一。
首先从马援是怎样“于交趾得骆越铜鼓”来看。查《后汉书·马援列传》得知：交趾女子徵侧及女弟徵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阯。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徵侧等至禁谿，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徵侧、徵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援平交趾之战，交趾姐妹徵侧徵贰造反是因为她们的父亲违反政令，贪暴虐民而被处置，战火因此祸及合浦。“合浦蛮夷皆应之”，可见主战场之一就在合浦。在这次战役中，士兵十之四五死于瘴疫，就连楼船将军段志也病亡了。由此可知合浦土著亦属晋代顾微的《广州记》中所记的铸铜为鼔“狸獠”族群。而且，在广西至今已发现的七个铜鼓类型中的北流型、灵山型所在区域，都是合浦郡辖地，这有史籍记录在册。
《旧唐书》容州下都督府隋合浦郡之北流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铜州，领北流、豪石、宕昌、渭龙、南流、陵城、普宁、新安八县。贞观元年，改为容州，以容山为名。
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记：北流县州东四十五里，东北至容县六十里，东南至广东信宜县百七十五里，北至浔州府平南县百七十里。汉合浦县地。萧齐永明六年，置北流郡。梁、陈间，废为北流县，属合浦郡。隋属越州。大业中，仍属合浦郡。唐武德四年，置铜州治此。贞观初，改为容州。”《读史方舆纪要》又记：灵山县州北二百十里。北至广西横州百四十里，西北至广西永淳县百三十里。汉合浦县地。隋开皇十八年，置南宾县，属钦州。唐初因之。贞观十年，改为灵山县，仍属钦州。”钦州历史上均属廉州府辖地，直至清代末才从廉州府划出设直隶州。
合浦郡地有许多与铜鼓有关的历史遗存和记载。
《旧唐书》铜陵汉临允县地，属合浦郡。宋立泷潭县。隋改为铜陵，以界内有铜山也。
《新唐书》容州普宁郡，下都督府。本铜州，武德四年以合浦郡之北流、普宁置。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容州秦属象郡。二汉属合浦郡。隋为合浦、永平二郡地。唐平萧铣后，置铜州。
《阳春县志》记载：旧唐书地理志，本汉临允县地，属合浦郡。宋立龙潭县，属新宁郡。隋改为铜陵，以界内有铜山也，属信安郡。元丰九域志，熙宁六年省铜陵县入阳春县。
铜陵县地，按《唐书--地理志》记载，汉代是临允县南境，宋(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立龙潭县，隋(公元581年)改为铜陵县。以县内有铜石山而得名。”《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八记载：铜山，昔越王赵佗于此山铸铜。”明代传记《万历武功录》记载，万历七年(1579年)，玉林木头峒黄邦缘“郁林酋长也，其巢旁近北海廉州合浦铜鼓诸巢……”今北海合浦境地的合浦常乐有铜鼓坡，相传是因为每逢刮风下雨的天气，就能听到铜鼓的响声，长此以往，村民便将之称为铜鼓坡。合浦乌家镇瓦联村有铜鼓岭，相传此处发现有铜鼓而名。同属合浦郡辖地的博白县《博白县志》记载：灵潭铜鼓，在马禄堡，离县治北四十里，石高数仞，峻峭壁立，下有铜鼓湾，相传夜有铜鼓浮起，波浪相搏，声闻数里，乡人聚观，即白州八景之一”。北海也有铜鼓岭，传古代曾在此处铸铜鼓得名。
自清光绪年间到1994年，在营盘共挖出了11面铜鼓，烟墩岭沙脚挖出5面，民国期间挖出3面，新中国成立后挖出3面。
合浦郡地的灵山县博物馆有铜鼓24面，浦北县博物馆有铜鼓12面，古属合浦郡地的今广东雷州也是铜鼓主产地之一。最令人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间，有廉州居民曾把一只铜鼓拿到当时设在东山寺旁的废品收购站卖，废品收购站的职工却不肯收购完整的铜鼓，怕是赃物，后来这位居民只好把铜鼓砸烂了当烂铜卖。
作为古代铜鼓的主要产地之一，咱北海合浦因此也就有了许多与铜鼓有关的传奇事典，也就有了马援于交阯得骆越铜鼓的史实。
东汉初年，天下甫定，中央集权尚未巩固，对偏远地区控制不力。地处岭南的交趾刺史部(即交州)辖交趾、郁林、苍捂、合浦、南海、九真和日南7郡(今广西、广东大部和越南北部)，距都城洛阳十分遥远。为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朝廷派苏定任交趾郡(冶令越南北宁省仙游东)太守。建武十六年，郡内麓泠县女子征侧、征贰姊妹率众起事，占领交趾郡。邻近的九真、日南、合浦 等郡民众纷纷响应，先后攻取65座城邑。面对严重局势，交趾刺史部辖区内诸郡太守各自坚守城池，不轻易出兵，朝廷告急。十七年，光武帝以马援为主帅，扶乐侯刘隆为副帅，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征交趾；同时诏令长沙、合浦、交趾等郡准备战车、战船，修建道路，架设桥梁，开通障谷，存储粮草，以待援军。马援征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等郡士兵1万余人南下。进至合浦郡时，段志患病身亡，所部由马援一并统领。马援率军“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后汉书·马援传》)。十八年春，汉军行至浪泊(今越南永安东南)，与征侧、征贰军相遇，火破征军，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马援率兵追至禁溪，征侧军溃败逃散。翌年正月，征侧、征贰败死。马援率大小楼船2000余艘、士兵2万余人南下，追击九真境内征侧余部都羊(一作都阳)等，从无功(令越南清化省境内)至居风(今清化市西北)，斩俘5000余人。至此，交趾完全平定。在行军与作战中，东汉军因瘴疫死者近半。马援在当地修城开渠，申明律令，以利居民。马援征交趾，长途行军，水陆并进，克服热带气候条件下的诸多困难，集中兵力力追击，在短期内一举取胜，巩固了东汉在岭南地区的统治。
又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在合浦整军期间及进击交趾平叛沿途，为郡县治城廓，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这个“马将军故事”又是什么呢？查《新唐书》《桂海虞衡志》得知：马援还，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未滋衍至三百，皆姓马。俗从其寓，故号马留人。”在珠乡及一些地方客家方言中，把说廉州话的人称马留人。也即由此而来。马留人也即马援留下的人之简称。这就是马援“于交阯得骆越铜鼓”的历史背景。
却说马援率2000多楼船，二万余战士来到合浦后，确定了从海路进攻的战术方案，因此，训练水师也就成了当务之急。由于北方军士不习水性，为了训练水师，马援就在湖边铸造了些大铜船供北方军士学习划桨掌舵。但是，在开展布阵操练，擂鼓助威时，却发现鼓声沉闷，甚至声音不振。开始时大家还以为是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致使战士们操练的情绪受到影响。马援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一方面派人到民间去查访，一方面对军队中的战鼓进行检查。结果发现这批随军战鼓敲起来都是声音沉闷的。马援急忙请求朝廷再调一批新鼓来合浦应急，结果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鼓声又“痺缓不鸣”。正当马援为战鼓问题头痛之际，到民间查访的士兵把一些老人带回军中，据这些老人家称，他们知道造成鼓声不振的原因是什么。马援立即把这些老人家请入军中大堂，以礼相待细问情由。这些老人家仔细观察了军中的战鼓后告诉马援，战鼓声音不振，是因为受潮影响。原来，汉代合浦属瘴烟之地，加上又濒海潮湿，水汽充足，鼓面的皮革受到潮湿后松缓，而鼓身的木质也因潮湿含有大量的水分难以产生共振，这样，受潮后的鼓敲起来当然是声音不振了。
马援听了老人家的一番解释之后，心中顿悟。于是就想办法对战鼓进行改造。经过反复的观察勘探之后，他发现合浦一带多铜，而且当地居民又有用铜制成器皿敲打作祭祀击乐或驱逐海怪及野兽的习俗，于是就决定仿照民间工艺以铜铸鼓。这就是史料中所称的“伏波始制铜为之，状亦类鼓，而稍埤，缩腹下杀，周以繁纹，面上八角，皆缀以坐蛙，名为骆越之鼓”。蛙是青蛙，青蛙是壮族先民的崇拜图腾，壮族先民认为青蛙是上天派下来的神，专司巡田之职，有青蛙神保护就会五谷丰登。以蛙为图腾，象征风调雨顺。马援把壮族先民崇拜的图腾青蛙神铸在铜鼓上面，既结合了战鼓的特点，也综合了壮族的民俗特色，军民两用，很快便在岭南地区迅速传开，成为当地祭祀镇邪的主要法器。
马援铸铜鼓成功后，鼓声镗镗，皆声闻十余里”，战士操练时士气大振。一天，郡中长老来报，说近日郡城西的廉江（合浦江，又称瘴江，后因合浦郡有一李姓青年以慈廉孝义事亲，朝廷便命将合浦江改为廉江）中出现了凶蛟，一日内连吃五羊，郡民十分恐慌，请马援派出军士剿杀。马援听了长老的讲述之后，立即派军士前往捕杀，但凶蛟十分狡猾，见有军士便潜伏不出，军士一走开便上岸猎杀禽畜，防不胜防。后马援设计在廉江边挖一大塘，塘中以猪羊作诱，并根据凶蛟属木，铸铜鼓置于塘中，取金克木之道相制。果然，凶蛟窜入塘中猎食猪羊时，被铜鼓镇住，无法动弹，郡民便将此塘称为“铜鼓塘”。因铜鼓塘在廉州府城西门江之外，后世又称为廉州铜鼓塘。此后，汉合浦郡地纷纷效马援以铜鼓“取金克木”之道，用铜鼓来镇压凶邪之物，计有钦州的铜鼓村、灵山的铜鼓岭、博白的铜鼓潭，雷州的铜鼓山等。
于是，此后的铜鼓事典在史家的笔下记载不绝，更在文人骚客的演绎中精彩纷呈，千古留韵。
唐代刘恂撰《岭表录异》，首记铜鼓的形制。
刘恂是唐昭宗时人，曾任广州司马，任职期满，遂居南海，所作《岭表录异》一书，涉及唐代岭南物产民情的内容极其丰富。所记多为刘恂的亲身见闻，对于眼见之事则照实记录，不因古人定论或民间说法而改变。所记的丰富材料能资历史考证。在此之前，关于铜鼓的记述，前代记录只说有此物，形制却语焉不详。《岭表录异》则详记“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厚，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还记录了铜鼓上铸青蛙图腾，是南夷酋长陪葬品。《岭表录异》对铜鼓的记述如下：“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案：此十字原本脱去。今据《太平御览》补入)，通体均厚，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按此二句原本脱去。今据《太平御览》补入)。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原注：玉螺，盖螺之白者，非琢石所为)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于延庆禅院，用代木鱼，悬于斋室。今见存焉。僖宗朝，郑絪镇番禺日，有林蔼者，为高州太守。有乡墅小儿，因牧牛闻田中有蛤鸣(原注：蛤即蛤蟆)，牧童遂捕之。蛤跃入一穴，遂掘之深大，即蛮酋冢也。
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阙，其上隐起，多铸蛙黾之状。疑其鸣蛤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