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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的考古学实践与初步认识
点击:3992  来源: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广西文物工作队课题组

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合浦港的考古学实践与初步认识 
广西文物工作队课题组

    《汉书·地理志》记载一条西汉中期前后从合浦郡始发经东南亚通往印度、斯里兰卡的海上国际贸易航线,史称“徐闻、合浦南海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强大的汉王朝在陆上丝绸之路多次受挫之后积极开拓的这条海上商路,对于探讨和研究我国汉代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阐述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间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也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有内河之便利沟通中原腹地等原因,合浦港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一形成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不但是包括日南、徐闻在内的三个最早的始发港之一,而且,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它还是最繁华的始发港。由于年代久远和史料匮乏,合浦港具体的地理位置及相关的遗存一直难以找寻。我们在论述合浦港作为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有确凿的文献记载,但最需要的最迫切的还是能提供实物的考古学证据。基于以上认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于2002年初在区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旨在通过以考古学为主的多学科在合浦港的研究上有所突破。 
    已完成的工作包括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现做一初步整理报告如下。之前,我们还对涉及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 
    一、几个相关的问题 
    1.关于西汉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 
    西汉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实际上是源自《汉书·地理志》这段近三百字的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来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国,令谴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景祐、殿本作“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段文献从断句到解读,学术界争议颇多,如下几点则较为一致: 
    (1)航船从合浦郡的徐闻港、合浦港出发,大体经越南沿岸并穿过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前行至印度,再从斯里兰卡折回(图1)。 
    (2)这是一支由官方“黄门”率领的船队,也有私商“应募者”参与,说明当时积极探寻海外市场已是官私双方的殷切要求。 
    (3)是“黄金杂缯”与“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之间的易货贸易。且旅途艰险,往返一次需两年以上。 
    (4)所述年代大致在武帝至平帝之间,相当于以广州汉墓为代表的考古学分期上的西、汉中期和后期。 
    2.合浦汉墓群 
    合浦汉墓群分布在县城除临江西面外的东、南、北三面,呈弧状环绕县城,总面积68.75平方公里,1996年11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估算,地下埋藏的汉墓在1万座左右(图2)。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间,为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大小汉墓超过600座,出土了大量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舶来品。从发表的资料看,可分西汉晚期、东汉前期和东汉后期,其中以东汉墓占大多数,西汉晚期墓仅占10%强,主要分布在汉墓群东北部的堂排和东南部的凸鬼岭一带。 
    此外,我们在进行课题专项调查时还了解到,县城部分街道内,在20世纪50~80年代的建设中还有多处汉墓发现。 
    3.西汉合浦郡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将其地置九郡,其中“合浦郡,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按现代地理度之,汉之徐闻县相当于今之广东海康、徐闻、遂溪等县地,高凉县相当于今广东阳江、阳春、电白、化州、吴川等县地,合浦县相当于今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及广东廉江等地,临允县相当于今广东新兴、开平等县地,朱卢县是否在今海南琼山等地,则无定考。 
    西汉合浦郡的郡治在何处,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观点集中在二:一是西汉始设在徐闻,东汉迁至合浦;另一则是两汉的郡治始终都在合浦。可见,争议的焦点在西汉时的郡治。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合浦还是徐闻,其在考古学上应有所体现,如城址、墓葬等。可是,历年来两地的发掘工作尽管都做了不少,但也都没有发现能作为郡治的城址,更重要的是也没有发现年代相当的一定数量的西汉中期墓葬。今后,随着相关考古工作的开展,这个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4.水系与地理 
    合浦处于江海之交,以南流江为干流,境内河流水网交织,舟楫可行,水上交通甚为便利。从合浦溯南流江而上,经桂门关,进入北流河,接西江,溯桂江而上,过灵渠,便可沿湘江进入长江流域,这是一条沟通岭南与西南、岭南与中原的重要交通线。南流江至合浦石康镇多葛村分出一支流经县城西面称西门江,两支分别人海。 
    南流江与西门江之间的平坦地带是南流江沿岸平原的主要部分,其中县城西南侧沙岗镇的白沙江至廉州镇的望州岭一线以北属河流冲积平原;以南为南流江三角洲,与两侧台地接界处均有高20米左右的古海蚀崖。资料表明,该三角洲地区海岸7000年来向海推前了l0~12公里,平均每年约l.6米,属缓慢进积[1]。每年进积1.6米只是历年的平均约数,早期茂盛的植被和良好的水土保持使得推进的速度无疑大大低于这个平均数。 
    5.以往的研究 
    见诸于报刊和专著中涉及合浦港地理位置的论述纷杂,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意见: 
    (1)位于现合浦县城的西城区,已被现代建筑覆盖[2]。 
    (2)在今县城西南靠近县城处。“我们认为汉代合浦港的出海港口应在今廉州镇西南附近,但也不可能远至‘西洋江’一带[3]。” 
    (3)位于现南流江出海口附近。“合浦古港在今北海市东北约12公里的合浦县乾体乡(现乾江村委,笔者注)、南流江出海口的‘三汊港’,从江口进入数公里一段,江阔水深,俗称‘西洋江,[4]。” 
    (4)在浦北旧州[5]。 
    前三种观点认为合浦港在现今县城的西面或西南面,就东汉的合浦港而论,第一种看法较符合聚落考古的一般原则,因而可能性较大。但若论及西汉合浦港,考古发现似乎并不太支持,前文述及发掘资料少见与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元鼎六年合浦始设郡县年代相当的西汉中期墓葬,确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调查过浦北旧州古城,在这个城址内没有发现汉代的遗物和遗迹。今浦北县境内虽然发现过一些汉墓,但数量很少,时代也较晚,相反,发现南朝墓相对较多,所以,当地应是到了南朝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二、找寻西汉合浦港的考古学实践 
    1.考古调查 
    调查前我们对合浦汉墓群的分布及解放以来的考古发掘资料作了全面分析,并查阅了合浦特别是南流江沿岸平原一带的地质地理资料、方志等。 
    从汉墓群发掘的资料看,年代最早的是西汉晚期墓,主要分布在墓群东北的堂排一带,少部分在临江交通便利的凸鬼岭一带。分析这些情况后,我们隐约感觉到合浦一地在汉代的发展似有一个从北往南移动的过程。 
    由于汉代的航船较小,难以抵御巨大的海浪,甚至后来历代的名港,包括广州、泉州等无一不是建在靠近海湾的河汊,早期的合浦港更不应例外。参考汉墓群的分布资料,我们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河流冲积平原特别是县城以北的西门江沿岸一带。 
    调查采用拉网式,从入海口沿南流江和西门江溯江而上,直至浦北县的旧州,全程60多公里。调查很快就有了收获,在位于县城东北10多公里的石湾镇大浪村古城头村民小组至石康镇多葛村,这个长约1500米、宽约300米的狭长沿江地带的地表上,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刻划纹和几何印纹陶片,我们把这个连续统一的范围统称为大浪遗址(图3)。陶片多为泥质硬陶,极少量为夹砂陶(0.8%),颜色以灰黑色为主,问见红陶或上红色陶衣。陶片的纹饰有方格纹、米字纹、水波纹、回字纹、席纹、菱形纹、雷纹、水波纹、绹纹、涡点组合纹等(图4,5)。各纹饰的比例统计如表1所列。 
    几何印纹陶在广西延续的时间很长,上限大致可到新石器时代,下限到东汉墓普遍出土的方格纹硬陶甚至更晚。不过,大浪遗址发现的这些以回字纹和方格纹为主的陶片纹饰纤巧繁缛、整齐清晰,与当地以前发现的西汉晚期或东汉墓出土遗物迥然不同,但与广州汉墓[6]西汉早中期墓葬的出土陶器相比,无论是陶质、陶色还是纹饰都极为相似。“西汉中期广设郡县以后,中原文化进一步传入,但陶器仍流行印纹硬陶,器形、纹饰与中原相异”[7],因此,我们推断这些遗物的年代为西汉中期前后。 
    在进一步调查时,我们还初步认定遗址范围内的大浪古城极有可能是这个活动区的中心。该城址20世纪60年代被文物工作者发现,由于该城城墙上有明墓叠压,在未进行考古工作的前提下,1981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年代被审慎地定为“明以前”。城址基本为正东西方向,边长约220米,大致呈正方形,西面依托周江,其余三面有护城河环绕,并与周江古河道相连。城墙残高1~5米,残宽5~20米,四面城墙的中部均有缺口,可能为城门,除西南角已被破坏外,其余三个角均较宽大且高出周围城墙体,应是角楼等防御性建筑遗迹。从城墙的断面观察,土质纯净,无包含物,应为挖护城河生土上筑而成。地表散见几何印纹陶片和刻划纹陶片,无砖瓦残件发现。 
    此外,在城北约800米的红花坎村(1958年前称“双坟墩村”,现村民多沿用此名),我们还发现两个直径均在30米左右的大型封土堆,封土为覆钵形,其最大残高为3米。封土堆及周围地表上散见较多的几何印纹和刻划纹陶片。这两个封土堆旁的耕地中还有一些小型的封土堆残存。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合浦一带,历来无更早的如春秋战国墓葬发现,有封土堆的墓葬一般被认为是汉墓。 
    作为一个聚落而言,其组成单位的所有遗存存在于同一活动范围之内,它们在空间上是相连接的。我们据此推测,西汉合浦港就应从古城的西面临江河处寻找。 
    2.考古勘探 
    考古勘探首先在城址内及西门外开展。通过勘探,我们对地下的堆积有了基本的了解: 
    (1)城址的堆积较为简单,分三层,为表土层、扰乱层和文化层。由于自明中期以来村民一直在城内取土制砖建房,城内的文化层破坏严重,其北部大都缺失。 
    (2)文化层内无砖瓦残片发现。西汉中期的桂北兴安“秦城”[8]已大量使用的瓦,在这里却找不到,是表明了桂南文化发展的滞后性,还是前期我们对于年代的判断有误,我们只能阙疑待考。 
    (3)四个城门均位于城墙的中部。其中西门宽3.5~4米。 
    (4)西门外的淤泥下深约3米处似有灰黄色的夯土,但从保护的角度出发,我们仅探两个孔,是否是相关遗存,需在试掘阶段确认。 
    此外,还对红花坎村的两个大型封土堆作了初步勘探。其中的1号墓长度4.2~5.2米,宽度l.8~2.8米,距地表的深度在5米以上。有无墓道,不明。封土堆分层筑,似经夯实,封土堆中探出回字纹陶片数片,与城内所出相同。出于保护地下文物等原因,勘探并未到底部。 
    3.考古试掘 
    我们把大浪古城分为A,B,C三个挖掘区,试掘的四处地点(图中黑斑块)分别在这三个区内(图6),面积共444平方米: 
    (1)在北城墙布一条长34米的探沟,编号为G1,跨护城河、城墙和城内小部分,其中在护城河段的宽度为2米,其余为1米。主要目的是弄清城墙与护城河的结构规模及城墙与城内地层的叠压关系。试掘结果显示,城墙剖面呈梯形,外侧较陡直,内侧较平缓,底部先用黑色的腐殖土填平,其上通筑网纹红土,间有直径约3厘米的河卵石,夯层不明显,不见夯窝,也无遗物。城墙底宽15.25米,往上1.25米处收分为5.9米。护城河开口宽9.6米,深2.5米处收分为5.5米,以下因积水改为勘探,可知护城河大致呈倒梯形,深度约5米。地层的叠压情况如下:第一层为表土,第二层为城墙的坡积土,第三层(由于当时没有遗物,后扩大发掘面积后才确认为西汉文化层)叠压在城墙上,而城墙直接压在生土上。该城的构筑方法与兴安秦城城址有诸多相似之处。 
    (2)在城内北部布5×5平方米的探方两个,编号分别为AT0610和AT0710。分二层:第一层为表土;第二层是明清扰乱层,厚15~20厘米,出土瓦片、青花瓷片及粮坛、瓮等残件及少量的几何印纹陶。因该处地层破坏严重,第三层缺失。 
    (3)城中央编号为BT1818、BT1819、BT1918、BT1919、BT2018和BT2018的探方六个,均为5×5平方米。上层堆积大致与AT0610、AT0670同,第三层厚约25厘米,除出土一定数量的刻划纹和几何印纹陶陶片外,还见砺石、石构件等(图7、图8)。夹砂陶的比例较地表采集大,达20%,但多置于柱洞底部作垫。除能辨一鼎足外,其余因残块小而不明器型。开口在该层底部的柱洞共22个,大致可分为对称的两组,两组之间的间隔约4米。这些柱洞较为规范,洞内大都含有炭屑、夹砂陶片或有卵石垫底护边。直径24~51厘米,深度17~58厘米。从这些柱洞的排列和所处的城中央位置来看,可能是相当于衙署或“望楼”性质的大型建筑,其底层为干栏式。 
    我们取编号为N2、N15、N16(实验室编号分别为BA03195、BA03196、BA03197)的三个柱洞的炭屑送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进行14C测试,结果分别为距今2540年、l690年、2540年(未经树轮校正,误差为60年,测试报告见附件)。 
    从上述三处的试掘结果来看,地层的堆积简单。第三层出土的陶片与地表采集的遗物基本相同,年代应也相当。无明以前到东汉的地层,这与石姓村民族谱记述他们在明中期迁到古城时是一座弃城吻合。至于这些碳样测试的年代,从春秋晚期至西晋末,跨度确实很大。关于这一点,夏鼐先生早有论述:14C“对于断定有文献记载以前的时代,用处最大”。“在有文献记载的时期内,它所断定的年代远不及文献所供给的断代材料的细密,只能作为校对或印证文献材料之用”[9]。我们也注意到,福建崇安城村汉城甲组基址柱洞出土的炭屑测定的结果为(2355±70)年,年代也是偏早[10]。 
    (4)西城门外编号为CT1001(5×10平方米)、CT1101(10×10平方米)和CT1201(5×10平方米)的试掘。以CT1101的西壁为例,地层共分九层: 
    第一层:灰黑色,厚60厘米; 
    第二层:黄色,厚34厘米; 
    第三层:黄色,颜色较第二层浅,厚16厘米; 
    第四层:黄色,颜色与第二层近,厚20厘米; 
    第五层:黄色,颜色与第三层近,厚31厘米; 
    第六层:灰黑色黏土,厚18厘米; 
    第七层:灰白色,带红色斑点,厚120厘米; 
    第八层:灰白色,无红点,厚80厘米; 
    第九层:黄色粗砂,深度在379厘米以下,厚度超过250厘米。 
    第一至八层均为不同时期的河流冲积而成,含沙量大,土质较为松散。这些地层大都无遗物包含,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孢粉分析初步结果表明,第五至八层可能受潮水影响。第六层出土一些壁足碗残片,年代可能到唐代。码头遗存打破第八层,与第九层的叠压关系,因黄色粗砂层前期未能进行清理而不甚清楚。 
    码头遗存是纯夯土所筑,东与城墙相连,表明为同期所筑。西城门在探方的东南角已有露头,出西城门,往北走是一个弧形的平台,这个平台有三级台阶下水,平台北亦有台阶连着船步,船步长约8米,东与城墙脚相接处宽3米,外撇呈弧形直伸入古河道中,最宽处为5米。在船步的西南角背水面,见两个相隔1米的柱洞,直径约20厘米,由于受挤压,洞口略往外歪。柱洞内还残存有木屑,应是当时固定船只所用的木桩(图9)。由于我们只发掘到河床的边缘,仅在临西门处的第10层面上发现印纹硬陶两片,但地层的叠压清楚,陶片与城内地层所出一致。 
    选取其中的编号为D1的残存木屑作14C测试(实验室编号为BA03198),结果为距今2330年(同前,见附件)。 
    三、初步的认识 
    (1)大浪古城应是西汉时期的合浦县治。“合浦”顾名思义,就是河海交汇处,古城往南不远就是古海湾。《大清一统志》亦载:“合浦故城在县东北十五里多懽乡”,道光十三年修《廉州府志》引用此说。多懽乡,在今石湾镇周江口诸村,包括古城所在的古城头村民小组。可见,史载与古城地望相符。 
    出土的遗物经我们初步研究,其年代在西汉中期前后,与西汉合浦建县的年代相当。该城的构筑方法、规模也与其他地区发现的汉城大致相似。 
    西汉合浦郡地域广大,人口仅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可谓地广人稀。所以,在现合浦县境内的人口应不会太多,能动用如此大的人力物力构筑一城,实非易事,这也从侧面说明该城应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县城。城的规模不大,堆积不多,可排除作为郡治的可能。因没有发现西汉晚期和东汉的遗物,可以认为该城使用的时间仅限于西汉,东汉甚至还早一些时可能因河道淤积、航海技术的发展等原因,政治中心就南移到现县城廉州镇,这与文献记载,也与汉墓群的分布相吻合。 
    (2)发现的码头遗存应是《汉书》所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主体部分。综合当时的人口状况,经我们大量的考古调查,我们认为这种大规模的同时期的遗址在合浦当地应是唯一的,其年代亦与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致吻合。从考古学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早期的遗存,由于人口稀少的缘故,城址、墓葬和港口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一旦确认其中的任一元素,其余可作合理推断。至于资料的补充完善,则有赖于今后工作的全面深入。 
    城址南北东三面为护城河,仅西面临近古河道,从西城门通往水路的道路仅此码头,其余城墙边坡离水边仅二三十厘米,人货都难以通行。这里依托宽阔的河流,水道深邃,又地处亚热带,终年不冻,四季可通航,且离古海湾不远,无论南流江转运货物,还是船舶安全停靠、补给,都十分有利,不失为一个天然良港。 
    码头是港口构成的主体部分。这次试掘所见的码头,地层叠压清楚,虽经漫长岁月,夯筑的弧形平台、台阶步级及其北面相连的伸出江面供停靠船舶、装卸货物的船步都清晰可见。船步与现代沿海沿江港口伸出水面的码头原理是相同的。 
    四、今后的工作 
    (1)已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拟于近期开始对城址、码头遗存及双坟墩一号墓进行正式发掘。 
    第一,大浪古城的保存基本完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目前关于汉代县治一级的城址发掘资料较少,对于城的结构、布局还不甚清楚。需发掘西城门和一段城墙以完善资料,同时,也需在城中央原建筑遗址基础上进行扩方。 
    第二,码头遗址所在的探方第九层前期由于安全保障和经费等方面原因,我们只进行局部的勘探,要寻找港口的直接证据包括可能出现的沉船、遗弃进出口货物等物证,还需作深入全面的发掘。 
    第三,墓葬出土的器物一方面可以间接证明港口与海外贸易有关,另一方面其出土的完整器物和组合可以为城址及港口的年代提供佐证,所以,对墓葬的发掘很有必要。我们今后也可有选择地在双坟墩周围进行考古勘探,丰富这一墓葬群的资料。 
    (2)协助有关部门对码头遗迹采取适当的技术保护措施。 
    (3)对南流江沿岸平原的古地理环境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 
    (4)进行一定的宣传,以期国内外众多学者关注合浦港,把这一研究推向深入。 
    附记:双坟墩l号墓的发掘工作几天前刚完成,其结果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仅见一斜坡形墓道(原误认为是墓室),墓室的位置有三个浅坑,边上对称的两个底部还有口径40厘米左右的深洞。封土堆的夯窝明显,出土一完整的陶罐和大量的陶片,墓道及三个坑均不见遗物。是否为“疑冢”?若为“疑冢”,真正的墓葬是否就在附近?对此,我们正作进一步研究并抓紧开展相关的工作(2004年12月23日于南宁)。 

    参考文献 
    [1]合浦县县志办公室.合浦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2]蒋廷瑜,彭书琳.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见: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3]梁旭达,邓兰.汉代合浦郡与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民族研究,2001,(3) 
    [4]黄家蕃等.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合浦的形成条件.见: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北京:海洋出版社.l999 
    [5]吴龙章.“海上丝路”最早始发港探源.见: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6]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l981 
    [7]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8,378 
    [8]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兴安县博物馆.广西兴安县秦城遗址七里圩王城城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l998, (11) 
    [9]夏鼐.放射性同位数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放射性碳或碳素l4的断定年代法.考古通信,l955,(4) 
    [10]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5,(11)

选自科学出版社2006年《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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